“2008年5月從上家買下後，8月份開奧運會讓我們停工。等到十月份，我們開始搞基建，一邊辦理過戶和其他手續，從鄉鎮市縣再到省裏，一級級往上申報批複，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縣政府許諾，等到2009年春節後，我們就可以正式生產了。”
進入2009年，接踵而來的政策調整，把謝有富的發財夢擊得粉碎。2009年3月“兩會”召開後，山西煤炭整合進入倒計時，“2009年年底整合完畢，原來1500個礦砍到1000多個”的官方表態，攪得謝有富以及與謝有富拴在一根繩上的人心神不寧。很快，他就接到了通知，他的礦將由被指定的國有企業兼並收購。隨後出台的《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則徹底把謝有富最後的希望吞噬得一幹二淨。
自從買下煤礦，他的煤礦沒開過一天工，沒賺過一分錢，荒了18個月，還要搭上井下維護、看管煤礦的錢，每個月還要花掉100萬元。
經過三次談判，謝有福爭取到了一億元的補償，可具體付款方式卻隻是一句“以縣政府統一發文”的不痛不癢的承諾，遲遲不見兌現。不清楚補償款的具體付款方式，謝有富隻能把並購協議牢牢捂在兜裏，以“主要投資人尚未看過協議”為理由拖延著，但他的采礦證到2009年底就要過期，不簽協議就換不了證，那就有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回來，謝有富騎虎難下。
隨著中國產業發展空心化跡象日趨明顯，民間資本對實業的興趣越來越小。這一新情況對整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不利影響在2010年開始顯現。決策層也開始從務實的層麵思索如何讓民營資本盡快投向實業，以避免大量資本過度投機帶來的經濟動蕩。
2010年9月下旬，山西出台新的煤改方案。為避免浙江民營資本利益受損，山西省允許此前在煤改政策中“滯留”的溫州民資入股國有煤炭企業。按照新方案，溫州投資者可以以被並購的小煤礦為股份，和參與兼並重組的國企一同設立子公司，並依附於國有煤礦。此外，兼並重組後沒能拿到的補償餘款，可以作為資本入股國企。
隻是，還有一條不得不遵守的新規定，即在新設立的子公司中，國有企業占總股本的51%，民營資本占總股本的49%，雙方可以共同參與公司管理運營。
毫無疑問，這次政策修訂為民間資本打了一針興奮劑，煤改時不能拿回的錢，可以參股國有煤礦，繼續留在山西參與煤礦經營。但49%的股權限製，對溫州資本來說又帶著不合理的意味，顯然是為民間資本設置的一道門檻。市場經濟是一種講求法製、公平與合理的製度，政府不應該在市場活動中執行限製性條例，而是應根據規律行事，按照投資比例決定股份。在評估價格方麵，未必國有企業控股就合理，此外，也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必須由國有企業控股。
當然，遊戲規則不是在雙方平等的條件下製訂的，與地方政府相比，民營企業仍處於弱勢地位。無論如何，新方案的製訂，仍然可以幫助溫州民間資本減少損失，對此，大部分沒有拿到錢的煤老板欣然接受。
不過，既然政府對此前的煤改政策進行了反思，且已經跨出了一大步，何不更大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