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常年到山西省跑外聯的溫州當地幹部就感慨:“開煤礦的同學請我吃飯，酒桌上都是當地黨政、公安的一把手。”一位擁有兩座煤礦的商人也承認:“如果在當地打不通關係，根本辦不下這麼多證件，那都是拿錢砸出來的。”
“山西不要帶血的GDP”，道德製高點上的評判，讓煤老板的形象顯得更為“渺小”。
煤老板能做的隻有抱團、向律師谘詢、玩消失……在強勢的重組政策麵前，他們投資的中小煤礦依然一一被收購，毫無商量餘地。
早上一睜眼，煤炭行業相關的政府官員早已“恭候多時”，不管有多麼不情願，急性子的官員還是拉著煤老板與兼並主體見麵，不簽就不讓走。如果還是“冥頑不靈”，官員就索性當著煤老板的麵給稅務局打電話，點將去查煤老板的賬。
政府官員忙得焦頭爛額，國有煤炭企業的人也是忙得四腳朝天，他們不斷給律師打電話，催問談判狀況--遍地是金，他們撿到手軟，最後以至於吞下太多的煤礦，連人手都不夠了，幹脆邊收購邊招聘礦長。國有企業一片生機勃勃，而即將走到盡頭的山西民資煤礦了無生氣。
溫州市平陽縣水頭鎮人黃益銚在山西的投資史，成為溫州煤老板的縮影，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溫州資本在山西生存的艱難狀況。
水頭鎮自然資源奇缺，靠山不能吃山，靠水不能吃水。被生計逼迫，黃益銚嶽父與其他同鄉一起到山西下礦井挖煤。20世紀90年代後，國家煤炭資源逐漸開放。1996年，黃益銚嶽父與朋友籌資200多萬元，在山西承包了一口煤井。但由於煤炭市場低迷，不到兩年時間，他們就虧損了400多萬元，賠得血本無歸的黃益銚嶽父等人隻得把煤井轉給別人。
2002年之後，煤炭市場日趨火暴，溫州資本趨之若鶩。2005年至2006年，盡管相關煤炭政策已經對溫州資本不利，但如果所投資的煤礦規模足夠大，符合煤炭政策的條條框框，投資者仍有利可圖。正是在這期間，黃益銚投資近5億元，收購了山西3座核定年產15萬噸的小煤礦。投資煤礦後，黃益銚花了一年多時間辦理相關開采證件，到2008年春，相關證件終於齊全。他正準備大幹一場，不料出台“奧運會前山西所有小煤礦臨時性停止開采”的特殊政策。黃益銚一等再等，哪知等來的卻是被收購的結局。投資5億元的煤礦，礦井僅僅運轉了3個月。噩耗傳來之後，黃益銚再也不想踏上這片傷心地。
對謝有富來說，黃益銚的礦井畢竟曾運轉過3個月，還算幸運。謝有富為在山西投資煤炭而於2008年辭去公務員，還沒嚐到一絲甜頭，他就跌得踉踉蹌蹌。
早些年他便對投資煤礦蠢蠢欲動，聽了幾個朋友在山西的輝煌“煤炭發財史”之後，他最終破釜沉舟，將房子抵押，再加上親朋好友以及戰友湊的份子錢，遊說了數個大股東和無數小股東，浩浩蕩蕩殺向山西，以18億元的價格買下山西的一座小煤礦。
購買煤礦時，他們已經預見到山西整合煤礦是遲早的事，但整合的速度卻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我們上網查資料，知道山西煤礦整合是遲早的事，但是時間沒有這麼快，政府文件上說2010年底整合完畢。那我們起碼有兩年半的時間。我們買下的那個礦，資源是比較好的，一年半能把本錢拿回來，再經營一年，利潤還是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