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處事，最根本的還是要學會修養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水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最根本的。隻有修正自身，才能自立自強。曾國藩就是勤於修善自身，才使自己能趨於完人之至高境界。
一。自強不息，成事之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可以說，這是人們共同追求的一種理想人格。這種人格表現在事業上，被稱為豪傑；表現在為人風範上，被稱為“大丈夫”。
有人稱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很有道理的。曾國藩曆來被稱為頑固、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代表，然而正是因為他受過純正的傳統文化洗禮，所以在他身上，確實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精神。
先從儒學義理上看，曾國藩的成就遠不能與孔聖人和朱子相比；但從實踐傳統文化並成就的業績看，則遠較孔、朱二人為勝。在文化人格的塑造上，曾國藩基本實現了聖人人格與豪傑人格的統一，所以時人譽之為“聖相”。在此一點上，恐怕隻有明代王陽明一人可與其比高量下。與傳統的士人不同的是，曾國藩以書生身份成為名將，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謂“出將入相”，正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要問曾國藩何以能成此殊榮，“強”字就是秘訣。它也是豪傑人格的基本精神。
士人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溫、良、恭、儉、讓”為特征，塑造出來的人物，是“文質彬彬”的君子。盡管它包含了一些積極的因素，但總的來說，缺少一種豪邁激越的勁頭。於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個層次的人格模式作為補充，即豪傑人格。
“豪傑”就是有大智大勇之人。力勇過人謂之豪，德智非凡謂之傑。如果說君子集中反映了恭謙守禮的人格形象，那麼豪傑便表現出膽識超人、直道而行的英雄氣概。這種人以天下為己任，敢作敢為，帶有雄壯、偉岸的色彩。總體上說，豪傑人格具有下列特點：
一、重義守信。君嚴守禮，豪傑崇義。禮多為舊製，而義者宜也，宜於時宜於勢。崇義比守禮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豪傑之士有著極強的原則性和正義感，不受禮節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是從。但這並非表明豪傑之士可以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是堅持更高意義的信，信於心，信於義。
二、特立獨行。豪傑比君子更加注重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不把服從作為美德。對於那些俗人津津樂道、夢寐以求的東西，豪傑均不屑一顧。豪傑隻以義為貴，隻服從於義。富貴、權勢都不足以動搖他的意誌，改變他的行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是豪傑維護的最大價值，絕不容許有任何侵犯。由於相信義的力量，豪傑有著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隻要堅信自己擁有義、符合義，雖有千萬人反對、阻撓，豪傑也能勇往直前，表明其具有極強的信心。
三、剛毅浩然。豪傑之士有著剛毅的意誌、寬廣的胸懷和凜然的正氣。因為他具有遠大的誌向和恢弘的氣魄，以誌帥氣，故能“持其誌，無暴其氣”，而一旦伸其誌，就化為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解釋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浩然之氣是充塞於天地之間的至大至剛之氣，是由內心之道義迸發出來的浩然正氣，是一種廣大、剛強、正義凜然的精神。因而，豪傑之士有極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不妄自菲薄、自暴自棄。
四、自強自立。君子“殺身成仁”，豪傑“舍生取義”。豪傑之士以義為生命的價值所在，自覺地堅定不移地實踐，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曆史使命感。這種人格形象，自覺地把救世利民，行仁義於天下作為自己神聖的使命，越是危難之世，越顯英雄本色，“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苦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因而，豪傑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敢於隻身擔道義，把救世救民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曆史使命。為了完成這一崇高的曆史使命，豪傑之士不畏任何艱難險阻，把一切挫折、困頓都看作是對自己意誌的磨煉，“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隻有吃苦、耐勞，才能立大誌、成大業。這是何等恢弘的氣概！
簡單的說，豪傑人格是一種英雄氣概。君子注重內在的修養，豪傑則側重外在的濟世利民，更強調人的獨立、尊嚴，更具有剛毅、浩大的品格。曆史上，豪傑比君子具有更加強烈的感召力。許多對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進步作出卓越貢獻的傑出人物，在人們心目中都並非君子形象，而是豪傑形象。
曾國藩雖然是一個文弱書生，卻沒有把自己造就成一個懦弱不堪的書呆子，也沒有把自己混同為封建官場中奴顏媚骨、左右逢源的掮客。這一切，都取決於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設計。他選擇了內外雙修的成功路徑，從自身修養出發，端正人生態度，持身以正，處世以方，同時以扶危救困為旨歸，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國而治天下。在他身上，同時體現了聖人人格和英雄人格兩種特征。二者互相補充，臻於完美。
“強”之精義，首先在於剛強。剛強並不是表現在待人接物的那種執拗、固守原則，而是指克服人性的弱點，使自己能夠自立起來。因此古人說，“強”乃立身之本。人性的弱點，指的正是軟弱、貪婪、虛榮、猶豫等足以阻止一個人積極進取的障礙。能做到這一點，謂之自勝。《老子》中說的“自勝者強”，即指此意。呂坤在《呻吟語》中所說的“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道出了“剛強”二字的真正內涵。唯有自勝，才能超凡脫俗，不隨波逐流，甘於沉默；唯有自勝，才能立誌高遠，堅定信念，爭取成功。由此推之，“強”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關。曾國藩用總結性的口吻說道：“古來英傑，非有一種剛強之氣，萬不能成大事也。”從其語氣中就可讀出，剛強是成大事的關鍵所在和必備條件，不可缺少。
曾國藩的剛強體現在他一生的行事處世上。他嚴於律己，以聖人為目標，以豪傑為榜樣，不甘頹廢自棄，克服了許多人性的弱點。豪傑人格的四個特征，在他身上都得到了突出體現。他不僅以“強”字自律，也一直諄諄告誡兄弟子女。他對長子曾紀澤的教導尤其嚴厲。
曾紀澤性格較柔，曾國藩多次訓誡，並給他取字名剛，加以警示。1860年11月，他在家書中寫道：“澤兒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功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1867年他專門給曾紀澤寫信，教給了他一套變柔為剛的方法：“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誌趣高堅，則可變柔為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閑遠，則可化刻為厚。餘字汝曰劫剛，恐其稍涉柔弱也。”
此處所說的變柔為剛之法，即指自勝而言。因為誌趣高，所以不昧於流俗，不甘於頹廢；因為誌向遠，所以不為個人私欲所困，不局限於個人些許榮辱毀譽，而是著眼於大局，有拯民救世之責任心，有身係天下之使命感。唯有此誌趣，方可培養出剛毅之氣，方可有寧折不彎之堅韌，劈荊斬棘之勇毅。
“強”字體現在曾國藩的性格上，就是倔強。他在給郭嵩燾的詩中說：“至情宜倔強，吾道有籬藩。”在另一首中又說：“丈夫守身要倔強，隻有艱厄無愁猜。”在《九詩》中說：“丈夫貴倔強。”這裏所說的倔強與那種固執己見的牛脾氣完全不同，它又稱為“強毅”。曾國藩對此進行了細致的解釋，他說，不辭勞苦，不畏艱難，“而強之勤勞不倦，即強也”，不慣有恒，“而強之貞恒，即毅也”。換句話說，就是強製自己事事勤勞，敢於迎難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強毅”，也即“剛強”。
究及曾國藩之所以能在各方麵都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主張男兒一定要有“倔強”的素質和“強毅”的精神。人生的道路是極其艱苦、坎坷不平的，要想成就一番事業，一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如果一味懦弱，必會知難而退，定然一事無成。要衝破這些障礙，就要靠一股敢於排除萬難的精神。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轉折時代，要達到救國安民、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更大，需要犧牲的東西也更多。因此曾國藩總結曆史經驗，深化自己的體會，總結出了這樣的道理：古往今來，大抵聖賢豪傑所以能完成宏圖大誌，都是“力排萬難”、“獨任艱巨”。因為“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
一個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一定要具有“陽剛之氣”。曾國藩分析其中緣由道：“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因此，“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
二。嚴於律己，知過即改
能夠積極地發現自己的過錯，正視缺點和不足並設法克服、改正，這樣才會有所突破。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即不斷地反省自己的缺點與過錯，然後堅決徹底地改正。而有些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而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這種人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時候，隻會故步自封。
在現代人的心目中，曾國藩應該是一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的人，總是一副寵辱不驚的君子形象，但這隻是他成熟時期的性格表現。其實，他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如此深厚，相反，一遇不順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他早年善於言談、愛出風頭，“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的修身養性至關重要，因此便下定決心改變這種性格，但是卻屢有困難。
一次，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即開始妄自發表見解，“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情，但是他這一行為卻使人十分尷尬，結果適得其反，事後曾國藩指責自己：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虛偽強辯，談文說理，往往文飾淺陋，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這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當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後，曾國藩曾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製不了自己的情緒。沒多久，朱廉甫前輩與邵蕙西來訪，這二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見聞廣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輩屈尊來訪，確實難能可貴，但是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沽名釣譽的話，過後他非常後悔，可是說出去的話如覆水難收。
1842年11月的一天，曾國藩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卻出言不慎，結果弄得氣氛十分尷尬。隨後他又到何子貞家，不久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晚上回家，他非常後悔，他的內心經曆了激烈的折磨與爭鬥，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態度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爭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隻有少言多聽、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
曾國藩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切事都必須每天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後補救就難了，何況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湯海秋說：別人道德行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處，與抱怨者相處而能保持心情平靜，就可以算是一個君子了。”
身為父親的曾麟書看到兒子身上的確有不少毛病，便給他寫信提醒他多加注意，曾國藩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父親的信對曾國藩的觸動很大，但是在以後的不少歲月中，他仍重蹈覆轍。
1843年正月，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決心，雖然友人多次勸阻，他仍然肆口謾罵，肆無忌憚。事後，曾國藩很後悔，又檢討自己。同年正月，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他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自己也承認怠慢了同學，並且“憂悔並生”。
雖然曾國藩一心想要檢討自己，改過心切，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保持一定的距離，不經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幾分敬意，但是這樣就有一種不合群的表現。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受天性投緣的影響，但是好多種情況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所以，人能勝天，不要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
聽了吳的勸解後，曾國藩深受啟發，他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從此以後，在處事待人方麵，他日漸成熟，逐漸地改掉了自以為是的毛病，與人交往時，他懂得給人留麵子，削弱自己的鋒芒。與此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習氣，並且告誡自己盡力改正。
對於自己的言行，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嚴格要求自己。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紮根於對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中。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除此之外，曾國藩認真鑽研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因此，文化傳統使曾國藩嚴格要求自己，把“逐日檢點”自己視為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
曾國藩的一生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對自我反省和批判嚴厲而苛細，如針如刺，直指心靈中最漆黑的部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和局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同的是所犯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尚書》也說：“改過不吝”。
因此，過錯是難以避免的，人們要有過必糾，有錯必改。曾國藩認為，知己之過失，毫無吝惜地承認並且改正它，這是最難得的。注重頤養德性的人，會經常不斷地洗滌自己所犯的過錯，並且常常反省、告誡自己勇於改過，這樣才會使自己不斷走向完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坦然地麵對自己的過錯，並且可以積極地去改正，內心求得安樂，省得許多糾葛，許多遮掩，還有那掩飾裝點的醜態。
在經曆了多次磨難後，曾國藩的性格漸漸走向完善，為人處世方麵也變得圓通，尤其是在1858年再次出山後，他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此期間，他已經曆了多次成敗勝負的考驗。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人的欲念太重，過分追求某些東西，就犯了通病。克服這種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所謂“廣大”，就是要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態保持平衡。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歎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