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與毛病，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行為，實在是值得我們後人去學習效仿的。
三。勤於自勉，修身正途
曾國藩善於把自身的修為同“修身，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處理得有條不紊，這正是他為人處世的過人之處。無論做什麼，讀書也好，做學問也好，為人處世，帶領軍隊，為官從政，都是自身修為的重大體現。要使它們有機結合，最根本之處就在於將自身的修養放入廣大的精神世界裏，不斷提高鍛煉自己。
曾國藩自幼時起便飽讀詩書，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浸染，後又經過嚴格地科舉選拔，終成一代封建知識分子的典範。也因為如此，曾國藩看重儒學，儒學中言“修身、治國、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國藩還將其視為自身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在曾國藩看來，宋明之後，封建正統士大夫通常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置於兩個對立麵，將它們相互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最後，非但治國、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偉目標，也導致其無法完成救世大業；即便是滿腹經綸，也不能為天下人辦實事。這樣就把“傳教”與“做事”對立了起來。追根究底，曾國藩認為其主要問題就是人們把“修身”二字過於簡單化，將它完全孤立起來，從而使其無法運用於實踐中，更不可能將“修身”與“治國”、“平天下”很好地結合。
可以說，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會有怎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精神方麵的修養，主要是要能把握他心裏想要做的事情。唐鏡海先生曾說，為人修身養性，“靜”字功夫最為重要。曾國藩對唐鏡海先生極為信任，曾告知唐鏡海，說他自己偏重於剛的惡習，發起狠來什麼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於自己喜動不喜靜。鏡海先生說過，隻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剛的惡習，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惡習，它們各有偏頗，一旦沉迷其中就會經常性發作，而這些沒有人能幫你，隻有靠自己用心體驗它，並終身不斷警醒自己。曾國藩人生經曆諸多風雨，終於領悟“靜”之韻味說：“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悟到“靜”後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國藩的遺著中，特別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有關這方麵的論述尤其多。他主張，修身養性應該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
“靜坐”就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門途徑。從東漢始，儒家主張的積極人世的人生觀與莊子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較為消極的處世人生觀始終相輔相成。而佛家曰：“明心見！”即首先需要人們有靜的境界。所有“靜”字也是中國封建士大夫階層最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國藩一生博學多才，納百家之長，他全麵綜述儒道佛三家之說，將“靜”字功夫看得更為重要。
曾國藩說：“‘靜’字功夫緊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也是因其‘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也是在‘靜’方麵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麵對世間種種誘惑而不動心。一個人若心不靜，省身不密，見理也不明，做什麼都是浮的。”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反複說明，人的精神若無法安靜，那麼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亂的，對事情無法看清，做事也不會用盡全力，甚至連自己的身體也不知如何保養。
周敦頤在《太極圖》中首先提出“主靜”一語，在他看來，有天地之前整個宇宙空間本是“靜”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來也是“靜”的，後來在後天的環境中沾染“欲”，因此必須通過“無欲”的功夫，才能到達早已失卻的“靜”的境界。
1842年11月，曾國藩也曾在日記中說道：隻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正所謂心無私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本正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的開始。如果能做到“一陽初動，萬物憑此而萌生的意念”，大概就可以說達到了靜的極點，才可以說沒有絲毫雜念，才可以說身體寂然不定，鎮定如鼎。
“平淡”實際上就是指莊子的“淡然無極”、“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脫”。一個人如果不能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世間之事，而把什麼東西都看得很重，想方設法都要去得到它，那麼他內心的精神世界就會被這物欲橫流所顛覆，精神時時受到牽累，就會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複思慮，這樣一來此種心態就會影響到其待人接物和為人處世的成敗。所以，曾國藩在極力點出“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狹窄，隻因心有貪欲，貪慕金錢，貪慕功名。實際上就是內心常被私欲所困擾，心靈難以超脫，也就難以得到快樂。他勸誡人們，心胸要寬大，做人要從“平淡”做起，他說：“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曰胸懷日闊。”並以此告誡自己的子侄不要為功名而學，讀書是為了開闊眼界，增進自己的修為，而非為了賺取財富與功名。
曾國藩主張的“平淡”意在勸告人們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要讓自己的心靈被毫無節製的私欲所控製，一定要保持內心的寧靜，免受俗物所困，讓自己安然生活，而後才能達到坦坦蕩蕩，無私無欲的境界。
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改過”就是指當一個人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然後用心去尋求內心無法平靜的原因，而後針對這個原因對自己進行嚴厲、苛細的質問，再帶著這個問題去反思，去改過。他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寫日記從不間斷，並以此自律。知己之過失，承認它，並且改正它，毫無吝惜之心，這是最難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在這裏。磊落過人，能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還有那修飾裝點的醜態。
四。獨善其身，修身四訣
學先是為了行，其次是著書立說，再次是教育別人，最後是學了等於沒有學。這其中的“學”，就是傳統文化，這種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修養，而不能僅僅作為知識來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養、修煉，就是傳統文化在修養和行動上的體現。曾國藩精於研習儒學理學思想，並從中歸納總結出了四項利於修身的要訣。
一是嚴於律己。凡是律己以嚴的人，都是有堅卓誌向的人。曾國藩一生都約束於修身自律的規範，但凡說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們前麵已經說到，其律己之嚴，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誌堅持寫日記，並用楷書，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間斷，可見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帶兵的人最要緊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徑是律己以嚴，隻有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揮將士，激勵兵心。曾國藩的戰略本來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後勝利，完全是待自己嚴厲的結果。
二是每日三省。荀子《勸學篇》中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如果一個人廣泛地學習，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會變得聰明，而且，行為也沒有過錯。這裏最難的不是“博學”，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參”，不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國藩對自己的要求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1842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凡事之須逐日檢點，一旦姑待，後日補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湯）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國藩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由於認為檢點是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許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於如何檢點，曾國藩很讚賞湯海秋的話，那就是與怨恨自己的人相處，因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或過錯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能給予無情抨擊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與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評；有人總是懷疑他人的批評懷有敵意，不管正確或錯誤一概拒絕，這種人沒有氣量不說，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檢點自己的機會。
三是慎獨。慎獨是宋明理學家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禮記 中庸》雲：“莫見乎隱，莫顯利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也要加以檢束。
他把大學三大綱領——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看作分內事。他說：“若看作分外事，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能文能詩，亦隻算得識字的牧豬奴，不得謂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蒞民；朝廷若用此等人做官，無異於牧豬奴。”說得何等透徹！曾國藩主張“立誌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誠正修齊以迄開物成務的一貫作風，把學問事功，湊成了合拍的節奏。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務耕耘”這十六字，是他自訂的嚴格課程，也就是誠意慎獨的極端表現。在他的日記中，有不少痛自劾責力求改過的自訟之言，如：“聞譽則心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後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艱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矣！”“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見己過而內自訟，便是曾國藩大過人處，故能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不挫屈，更於受之以虛之外，將之以動，植之以剛，貞之以恒，歸之以誠，其勇猛精進，卓絕艱苦的偉大精神，實足為後人所師法。
四是居敬。曾國藩的《居敬箴》裏說：“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格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莊，代生戰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治，天罰昭昭。”
居敬，是宋代理學家倡導的一種修養方法。最早出現於《論語 雍也》：“居敬而行簡。”朱熹注：“言自處以敬。”朱熹還說：“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敬，就是恭敬。
曾國藩說：“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程顥、程頤、朱熹）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可見曾國藩對敬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下過一番切實的工夫。
早年，曾國藩與朋友交往時，多次談到對“敬”字的體驗。好友吳竹如告訴他：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曾國藩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而自旦至夜，瑟侗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謂掩著耶？《淪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闥之際、仆俾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曾氏認為，做人之道，聖人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謹。無論是對多數人，還是對少數人，也無論是對地位高的人，還是對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這就是泰而不驕；衣冠整齊，態度嚴肅，令人望而生畏，這就是威而不猛。所有這一切都是學習“敬”的最好的著手之處。古書上說，“君子莊敬日強”。吳竹如先生說：“‘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還需添上一個“和”字，這樣才不會勉強，才會自然而自願地去做。
五。後天自勵，自律保身
人們都想擁有好的性情和修養，但品性可以說是天生的，很難改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連“四書”之一的《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豈易改變？尤其是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改變更難。
然而，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後天習染的因素，作為先後天的融合，是一方麵難改變，另一方麵又可以改變的。食色之性也是這樣，雖然並沒有什麼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是否傷害身體和性情的問題，而這後一方麵，顯然和習染有關，是可以由不適度達到適度的。因為所謂性格、品性，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和習染有關。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1840年4月，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己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作為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1842年10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 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