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與毛病,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行為,實在是值得我們後人去學習效仿的。
三。勤於自勉,修身正途
曾國藩善於把自身的修為同“修身,治國,平天下”聯係起來,並處理得有條不紊,這正是他為人處世的過人之處。無論做什麼,讀書也好,做學問也好,為人處世,帶領軍隊,為官從政,都是自身修為的重大體現。要使它們有機結合,最根本之處就在於將自身的修養放入廣大的精神世界裏,不斷提高鍛煉自己。
曾國藩自幼時起便飽讀詩書,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浸染,後又經過嚴格地科舉選拔,終成一代封建知識分子的典範。也因為如此,曾國藩看重儒學,儒學中言“修身、治國、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國藩還將其視為自身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在曾國藩看來,宋明之後,封建正統士大夫通常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置於兩個對立麵,將它們相互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最後,非但治國、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偉目標,也導致其無法完成救世大業;即便是滿腹經綸,也不能為天下人辦實事。這樣就把“傳教”與“做事”對立了起來。追根究底,曾國藩認為其主要問題就是人們把“修身”二字過於簡單化,將它完全孤立起來,從而使其無法運用於實踐中,更不可能將“修身”與“治國”、“平天下”很好地結合。
可以說,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會有怎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精神方麵的修養,主要是要能把握他心裏想要做的事情。唐鏡海先生曾說,為人修身養性,“靜”字功夫最為重要。曾國藩對唐鏡海先生極為信任,曾告知唐鏡海,說他自己偏重於剛的惡習,發起狠來什麼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於自己喜動不喜靜。鏡海先生說過,隻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剛的惡習,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惡習,它們各有偏頗,一旦沉迷其中就會經常性發作,而這些沒有人能幫你,隻有靠自己用心體驗它,並終身不斷警醒自己。曾國藩人生經曆諸多風雨,終於領悟“靜”之韻味說:“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悟到“靜”後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國藩的遺著中,特別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有關這方麵的論述尤其多。他主張,修身養性應該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個步驟去進行。
“靜坐”就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門途徑。從東漢始,儒家主張的積極人世的人生觀與莊子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較為消極的處世人生觀始終相輔相成。而佛家曰:“明心見!”即首先需要人們有靜的境界。所有“靜”字也是中國封建士大夫階層最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國藩一生博學多才,納百家之長,他全麵綜述儒道佛三家之說,將“靜”字功夫看得更為重要。
曾國藩說:“‘靜’字功夫緊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也是因其‘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也是在‘靜’方麵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麵對世間種種誘惑而不動心。一個人若心不靜,省身不密,見理也不明,做什麼都是浮的。”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反複說明,人的精神若無法安靜,那麼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亂的,對事情無法看清,做事也不會用盡全力,甚至連自己的身體也不知如何保養。
周敦頤在《太極圖》中首先提出“主靜”一語,在他看來,有天地之前整個宇宙空間本是“靜”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來也是“靜”的,後來在後天的環境中沾染“欲”,因此必須通過“無欲”的功夫,才能到達早已失卻的“靜”的境界。
1842年11月,曾國藩也曾在日記中說道:隻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正所謂心無私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本正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的開始。如果能做到“一陽初動,萬物憑此而萌生的意念”,大概就可以說達到了靜的極點,才可以說沒有絲毫雜念,才可以說身體寂然不定,鎮定如鼎。
“平淡”實際上就是指莊子的“淡然無極”、“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脫”。一個人如果不能用平和的心態去看待世間之事,而把什麼東西都看得很重,想方設法都要去得到它,那麼他內心的精神世界就會被這物欲橫流所顛覆,精神時時受到牽累,就會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複思慮,這樣一來此種心態就會影響到其待人接物和為人處世的成敗。所以,曾國藩在極力點出“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狹窄,隻因心有貪欲,貪慕金錢,貪慕功名。實際上就是內心常被私欲所困擾,心靈難以超脫,也就難以得到快樂。他勸誡人們,心胸要寬大,做人要從“平淡”做起,他說:“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曰胸懷日闊。”並以此告誡自己的子侄不要為功名而學,讀書是為了開闊眼界,增進自己的修為,而非為了賺取財富與功名。
曾國藩主張的“平淡”意在勸告人們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要讓自己的心靈被毫無節製的私欲所控製,一定要保持內心的寧靜,免受俗物所困,讓自己安然生活,而後才能達到坦坦蕩蕩,無私無欲的境界。
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改過”就是指當一個人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然後用心去尋求內心無法平靜的原因,而後針對這個原因對自己進行嚴厲、苛細的質問,再帶著這個問題去反思,去改過。他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寫日記從不間斷,並以此自律。知己之過失,承認它,並且改正它,毫無吝惜之心,這是最難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在這裏。磊落過人,能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還有那修飾裝點的醜態。
四。獨善其身,修身四訣
學先是為了行,其次是著書立說,再次是教育別人,最後是學了等於沒有學。這其中的“學”,就是傳統文化,這種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修養,而不能僅僅作為知識來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養、修煉,就是傳統文化在修養和行動上的體現。曾國藩精於研習儒學理學思想,並從中歸納總結出了四項利於修身的要訣。
一是嚴於律己。凡是律己以嚴的人,都是有堅卓誌向的人。曾國藩一生都約束於修身自律的規範,但凡說得到的,他都努力做到。我們前麵已經說到,其律己之嚴,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立誌堅持寫日記,並用楷書,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也未曾間斷,可見他做事是如何地律己了。
帶兵的人最要緊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徑是律己以嚴,隻有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揮將士,激勵兵心。曾國藩的戰略本來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後勝利,完全是待自己嚴厲的結果。
二是每日三省。荀子《勸學篇》中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如果一個人廣泛地學習,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會變得聰明,而且,行為也沒有過錯。這裏最難的不是“博學”,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參”,不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國藩對自己的要求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1842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凡事之須逐日檢點,一旦姑待,後日補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湯)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國藩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曾國藩的這種檢點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紮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由於認為檢點是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許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於如何檢點,曾國藩很讚賞湯海秋的話,那就是與怨恨自己的人相處,因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或過錯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能給予無情抨擊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與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評;有人總是懷疑他人的批評懷有敵意,不管正確或錯誤一概拒絕,這種人沒有氣量不說,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檢點自己的機會。
三是慎獨。慎獨是宋明理學家最重要的修養方法。《禮記 中庸》雲:“莫見乎隱,莫顯利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也要加以檢束。
他把大學三大綱領——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看作分內事。他說:“若看作分外事,不能體貼到身上去,雖能文能詩,亦隻算得識字的牧豬奴,不得謂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蒞民;朝廷若用此等人做官,無異於牧豬奴。”說得何等透徹!曾國藩主張“立誌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誠正修齊以迄開物成務的一貫作風,把學問事功,湊成了合拍的節奏。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務耕耘”這十六字,是他自訂的嚴格課程,也就是誠意慎獨的極端表現。在他的日記中,有不少痛自劾責力求改過的自訟之言,如:“聞譽則心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是,此豈後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艱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矣!”“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聞言,尚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見己過而內自訟,便是曾國藩大過人處,故能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不挫屈,更於受之以虛之外,將之以動,植之以剛,貞之以恒,歸之以誠,其勇猛精進,卓絕艱苦的偉大精神,實足為後人所師法。
四是居敬。曾國藩的《居敬箴》裏說:“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格齋明,以凝汝命,女之不莊,代生戰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治,天罰昭昭。”
居敬,是宋代理學家倡導的一種修養方法。最早出現於《論語 雍也》:“居敬而行簡。”朱熹注:“言自處以敬。”朱熹還說:“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敬,就是恭敬。
曾國藩說:“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程顥、程頤、朱熹)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可見曾國藩對敬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下過一番切實的工夫。
早年,曾國藩與朋友交往時,多次談到對“敬”字的體驗。好友吳竹如告訴他: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曾國藩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而自旦至夜,瑟侗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謂掩著耶?《淪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闥之際、仆俾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曾氏認為,做人之道,聖人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謹。無論是對多數人,還是對少數人,也無論是對地位高的人,還是對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這就是泰而不驕;衣冠整齊,態度嚴肅,令人望而生畏,這就是威而不猛。所有這一切都是學習“敬”的最好的著手之處。古書上說,“君子莊敬日強”。吳竹如先生說:“‘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還需添上一個“和”字,這樣才不會勉強,才會自然而自願地去做。
五。後天自勵,自律保身
人們都想擁有好的性情和修養,但品性可以說是天生的,很難改變。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連“四書”之一的《中庸》也說:“天命之謂性。”——品性似乎是天命的,豈易改變?尤其是性格和飲食男女之性,改變更難。
然而,性格或品性既有天命的成分,也有後天習染的因素,作為先後天的融合,是一方麵難改變,另一方麵又可以改變的。食色之性也是這樣,雖然並沒有什麼善惡之分,卻有適度與否、是否傷害身體和性情的問題,而這後一方麵,顯然和習染有關,是可以由不適度達到適度的。因為所謂性格、品性,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和習染有關。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1840年4月,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幹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己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裏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閑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作為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1842年10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 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昆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盡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