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24、25兩天，京城刮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鍾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目屢邪視”，“恥心喪盡”，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欲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
1842年10月15日，吳竹如來到曾國藩的寓所，與他久談，吳竹如講理學，並談自己的體驗，認為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對比之下，曾國藩也明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謂掩著者耶？日記曰：《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闊之際、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連曾國藩自己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贏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曾國藩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裏，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這也正是他嚴格自律的變現。
六。天道酬勤，事業有成
曆代家訓中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內容，便是“勤訓”。因為“勤”是發展事業的唯一途徑，孔子反對“飽食終日，無聽用心”的人生態度，孟子將四體不勤之人視為不孝之輩。
為官者如果懶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隻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宋朝名臣真德秀說：“蒞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1865年11月13日，曾國藩夜讀汪輝祖《學治臆說》等書，深為歎服。他在日記中寫道：“閱汪龍莊先生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把延擱，讀汪公書，不覺悚然！”曾國藩同意汪氏的觀點，認為為官應以勤為首。
曾國藩把對“勤”字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來，“勤”字是人生第一要義，是修身、齊家、為官、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甚至說：“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奮，一切無不可為，反之則不僅一事無成，還將引災致禍。
曾國藩曾把治學為人之道概括為八個字，即“八德”，列於首位的就是“勤”。他認為勤字最為重要，所以每當同時談論幾個字時，總是將“勤”字放於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後來他寫居官三箴，為“勤”字寫了四句注腳：“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這四句話言簡意賅，是他自己一生勤奮的真實寫照。
曾國藩出生於普通農家，曾氏近百年未出現高官顯宦，如曾國藩所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曾國藩自己天資也非絕頂聰明，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績，可以說全是“勤”字所致。這與其勤儉的家風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是曾國藩自身修養的結果。
在所有能促成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的。人們常說“勤能補拙”，“天才出於勤奮”。曾國藩說，居官應以“動廉明恕”四字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響較大，而其餘三字則可由學習而至。“勤”字是實踐所有事業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為重要。
曾國藩治學，認為除“勤”之外別無他途，勤奮方能有恒，才能點點滴滴、堅持不懈。他從青年起便養成了每天讀書的習慣，即使從軍之後仍舊不改。他教導屬下將士說，“勤”字之義，在於平日勤加訓練，勤於治事，稍有餘暇，則讀書不輟。
曾國藩統領湘淮兩軍，全權處理攻打太平軍、撚軍事務，並主管江南數省軍政。如此繁重的職務，他每天仍能利用閑暇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僅現在留傳下來的就達數千萬字。他寫的家書，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最多的。據現在出版的《曾國藩全集》統計，從1840年至1871年32年間，他共寫了1459封家書，約110萬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據說，他真正寫過的家書，比這多數倍不止，隻是由於戰亂流離，損失太多罷了。自從向倭仁學習寫日記之後，他幾乎從未中斷。他的日記也有幾種，如《過隙影》《茶餘偶記》《求闕齋日記》等，僅留傳下來的就有100多萬字。他所寫的奏章、批牘更加不可勝數。這種好學習慣，至老彌篤。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詩數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編序》，述古今以來文章源流，見解精辟，是傳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個月，他還為湘軍後期的名將劉鬆山寫墓誌銘，但因病發而未能完稿。
曾國藩通過對曆史的研究，得出這樣的認識：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他認為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做扶危救難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誌向，隻有勤奮而已。所以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本著這樣的原則，曾國藩真可謂勞心勞力，以一“勤”字終其身。即使偶爾有不夠勤奮的時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過。1862年8月19日，他在日記中自責道：“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誌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追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征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前、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曾國藩辦事勤奮，在他任直隸總督時表現得最為突出。1869年初，他進京見陛下，這是他自從離京後第一次回京，前後已十幾年。當時直隸雖是京畿重地，吏治腐敗卻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官員疲玩，訟案堆積如山，民怨沸騰。所以，曾國藩一上任，就拿整頓吏治開刀。吳橋知縣王恩照、曲陽知縣萬亨泰、武強知縣王庶曾、遷官知縣周培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懷安知縣穀洪德，這些人性情疏懶，不理訟獄，曾國藩一律奏請革職，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飭，吏治民風，為之一振。
曾國藩在任直隸總督期間，最費心的便是處理積案。據吳汝綸記載，曾國藩辦理積訟，從同治八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結銷新舊各案40191起；從1869年12月起到1871年10月止，連同閏月，共24個月，又結案90155起。平均算下來，前一段時間，每天180多件，後一段時間，每天也要處理120多件，其勤奮程度，實在令人瞠目。在他的督導下，直隸吏治迅速改觀。清廷稱許曾國藩“辦事認真，幹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習”。
從曾國藩一生做事風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訣。其實這是一個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談不上秘訣，就看有沒有這種毅力做下去了。
七。處世四忌，警醒自身
人必自毀，方能他毀；人必自強，才能真強。處世交往中有許多禁忌，如果輕易觸犯，會招致意想不到的惡果。曾國藩積一生為官處世之大法，提出四個禁忌來警示自己，發人深省。
第一，忌妄言。妄言之人多喜歡誇誇其談，往往自視清高，自命不凡，自以為是。曾國藩年輕時，就是一個喜歡誇誇其談、有很強表現欲的人。
有一天，曾國藩拜訪好友陳岱雲，與其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他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想全部吐露出來，滔滔不絕，反反複複，沾沾自喜，興致極高。半夜回家後，他為自己天天沉溺於詩文而深感後悔，他覺得這樣不僅耽誤了自己，也耽誤了朋友。如果一個人隻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總是誇誇其談，就是驕傲、自大的表現，長久如此，不僅遭人厭惡，還會惹禍上身。
於是，曾國藩決定應該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他的長處就是能夠反省自己。《詩經》中有一句話：“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意思是告誡人們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輕言妄語。
在給弟弟的信中，曾國藩多次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告誡弟弟，謹言慎行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關鍵要自省、自知。“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則達於麵貌”，言語傷人或者盛氣淩人，都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經常以理學家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無論是做人、做學問、做事，都要遵循“敬”字，但他對自己仍不滿意，他曾對一位朋友說：“國藩平生坐患‘不敬’、‘無恒’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處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由此可見他不斷追求更高境界的進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斷自我反省中度過的。
他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寫道：“家中兄弟子侄，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功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侄輩亦可寫稟來嶽，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
第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滿之氣，喜好為人師。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翻開《曾國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萬言中，包括了許多警言與經驗總結，包括了他的全部知識、智慧和才情。
曾國藩生性剛強倔強，剛出山時，因為太過剛硬，不懂得柔能製剛，因此，他處處碰壁。再次出山後，他認識到，與人相處就應該變剛為柔，寓剛於柔，這樣才能化解危機。
曾國藩對子侄，隻有教訓，沒有商討；對兄弟，商討的少，教訓的多；對同僚，商討多，但教訓也多。在家裏，他是門麵，一言九鼎；在軍營，他是統帥，軍令如山；在省府，他是總督，昭示一方。因此，對他而言，真可謂四處優越，八方權威。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兒不可懦弱無剛，於是，他養成了一股倔強之氣，總會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指導教訓他人的習慣性言行。
但是，他在日記中記下了許多檢討、反省自己的話語。1860年8月，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恭讀朱批（皇上禦筆），而戒餘之師心（好為人師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章一方，記此二端。”
他以“師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為人師之心。當時，恰逢皇上疾病纏身，又麵臨內外交困的局麵，所以僅僅這樣警告他。否則，於他而言，重則大禍臨頭，輕則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禦批，回想起曾經多次冒犯他人，曾國藩意識到了好為人師的嚴重性，他清醒地認識到了必須要改變自身的處世方式，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忌非議。在背後議論他人的過失與缺點，對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測與評論，不僅是一種缺乏修養的表現，也是招惹是非的禍端。曾國藩說：“凡事後悔己之隙（過失），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曆淺耳。”每個人的內心都翻騰著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麵上看，大家一團和氣、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卻勾心鬥角、春光鎖閉。不當的言論會引發陰謀詭計，導致針鋒相對，稍有不慎，就會掀起軒然大波。
在給弟弟的信中，他這樣寫道：“當此亂世，黑白顛倒，辦事萬難，賢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輕出門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歸之時，毅然決絕，吾意其戢影家園，足跡不履城市矣。此次一行，實不可解。以後務須隱遁，無論外間何事，一概不可與聞。即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曾國藩在信中反複告誡弟弟，千萬不要過問外邊的事情，以免惹來是非。
第四，忌計較。曾國藩說：若想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完人，首先不可貪財。如果能做到不貪不吝，那麼就能夠使鬼服神欽，見識日進，正氣日剛。人一旦有貪念，就會不知不覺墜入卑汙一流，終有一天會被人看不起。
清廉不貪是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國藩也十分崇尚清廉，據他的女兒崇德老人說，無論曾國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沒有敢以苞苴進者”，他的夫人也沒有“珍玩之飾”。
除此之外，他還告誡子孫後代不要貪戀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他提出“少年得誌”為戒，他認為，少年得誌固然值得慶幸，但是成名太早，因為根基淺、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視天下事過易，就會掉以輕心，臨以狂傲，結果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掉入矛盾複雜的境地。
曾紀澤得萌生後，曾國藩也很高興，但是他命紀澤至二十四歲再行鄉試。在《致諸弟弟》中，他寫道：“澤兒現在本係萌生，例不準赴小考。故擬令照我之樣，二十四歲始行鄉試。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中與不中，又有何味？”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早享盛名，就會停止進取心，以後就會很難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