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人無誌則不立”。因為人生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就會無所事事，不知道該怎麼有效的安排利用自己的時間，就無法創造成功的事業。所以，確立遠大明確的誌向目標是邁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正如曾國藩所言：“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
一。誌存高遠，強才自強
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的人，沒有不自強自立的。立誌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在各個方向都不大相同，正因為如此，立誌才把人區別開來。人有誌向，生活便有芳香。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在對誌向的追求過程中有了很好的體現。
一個誌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也就是《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曾國藩少時誌向不甚明確，經曆一些變故後，改名易誌，將伯涵改為滌生，以此說明從此後將有一個嶄新的自己自立於世間。他相信自己總會有一天，有如雲中搏擊長空的孤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有如深山中不為人知的巨木一樣，終有一日成為支撐國家的頂梁柱。
當然，誌向並非天生就有的，它是在後天的生活環境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每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這一點卻因為更多的原因是缺乏去改變現狀的勇氣和信心，更不能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立下高遠的誌向，而曾國藩與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僅看到生活庸俗、頹廢的一麵，並且因為自己所處這樣的環境而迅速覺醒過來，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遠大誌向。
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這就是警示後人：富足安樂的環境可以讓人失去奮發自立的動力，從而消磨自身的鬥誌。相反貧困、艱苦的環境卻可鍛煉一個人的心誌，使其在這種環境中覺醒，從而萌生改變現狀的動力。曾國藩處在安適、舒心的生活裏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強是值得後人深思的！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說做人應“慷慨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唯在汝立誌”。曾國藩的一位同僚胡林翼說過，人的一生絕不應該隨波逐流，這樣的生活方式對自身無任何好處，死後也會默默無聞不能為世上留下些什麼。正因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應自強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東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無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強自立之精神才能報效國家，興旺家業，才不負這七尺之軀。這一番話說得全麵樸實，大凡有誌之人理應做到。當然，與曾國藩見解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道：“夫學莫先於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都是一個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樹立誌向。以此讓自己精神有所寄托，讓自己振作起來，有了目標，有了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開始時本來有相當水平，然而多年過去之後，他就是與別人沒法相比，是他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
答案都是否定的，造成這種局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一生也在努力，可惜從未對此生的努力定一個方向，到頭來空忙一場！
曾國藩曾有很多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每一天都過著安逸、放縱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人漸漸失去鬥誌，精神上也慢慢衰退下來。正如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話可知，曾國藩也認為人要有成，先須立誌。那一年（1843），曾國藩正好33歲。
曾國藩出身寒微，曾為了讀書四處籌錢，為了買到一部自己喜愛的書，他把禦寒的衣物典在當鋪裏，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自己處境十分不好的情況下仍如此自強自立。曾國藩一生都在不斷的自省，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來，一個人能夠“自立”，方能於事業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國藩還認為，一個人整天沉溺於過度的自戕裏並非積極的處世方法，其關鍵在於自身的覺悟，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從曾國藩“悔”字訣而升華出來的修身智慧。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曾說，人一生如果沒有奮鬥的方向，便像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最終會四處漂流，沒有停駐的地方。
曾國藩自語：“人行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湯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我哉！”
曾國藩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學，廣泛閱讀。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閑散文職時，悉心鑽研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國家的經驗。曾國藩讀書如此用功，絕非為了求得高官厚祿，對他而言讀書更多是為了“進德”、“修業”。
曾國藩與旁人一樣，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目光短淺的時候。一次，他無情鞭笞自己：“我近來終日思慮重重，不能自拔，總覺失去了什麼，到現在已然如此。是不是因為沒有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心中一直徘徊不定呢。沒有人生誌向，生活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內心也就無法自由，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還有我對事情常常持有偏見，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會讓我思考一個晚上，如有小事不如意，就會成天坐著不起來，這正是我思慮過多的原因啊。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自己見識又膚淺，想得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簡直太難了。時間飛逝，這些日子常是夜不成眠，思慮萬千，全是粗陋的見解。在與人交往時愛往小處計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無時間調整自己，長此以往，就是引盜入室啊！”
從這裏可見，曾國藩勇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晦暗的世界，且將之進行無情鞭笞，你能做到嗎？人是自己意念的產物，你是什麼樣的人，在於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一個人未曾想過做鋼琴家，當然也就不會按鋼琴家的標準要求自己，自然也就不能成為一個鋼琴家了。
曾國藩說，人要是立有誌向，也就能做聖人，做英雄。沒有什麼無法做到的事，也就無需求助於人，這就是強才自強。
二。君子立誌，躬身施行
在封建社會，暢行科舉取仕的時代，寒門庶子大多靠讀書進仕這條通道來獲取進身官場的資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確，社會底層的人要想改變自己及家族的命運，隻有讀書做官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十載寒窗，一舉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蔭庇妻、子。
曾國藩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在曾國藩的青少年時代，曾家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生活雖日漸寬裕，卻根本算不上什麼名門望族。因此在曾國藩幼小的心靈裏，便立下了發憤苦讀，求取功名的遠大誌向。為此，他在青少年時代便刻苦讀書，並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撓。
在遠大誌向的激勵下，曾國藩九歲便讀完了《五經》，開始學作八股文。轉年，他的弟弟曾國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題《兄弟怡情》，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歲的曾國藩居然寫了出來。祖父高興地讚賞說：“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這個時期，曾國藩除溫讀四書、五經外，還讀《史記》、《文選》等其他書籍。在父親曾麟書嚴格的監督和訓導下，曾國藩的學問、詩文都大有長進，在當地小有名氣。十四歲那年，曾國藩父親的好友歐陽凝祉（號滄溟）是一位頗負才命的廩生，特到湘鄉來看望曾麟書，見了曾國藩的八股文稿和詩作，大加讚賞。歐陽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輕易不肯嘉許人。而今少年曾國藩，能贏得他的稱許，的確頗不容易。為了試一試曾國藩的真才實學，歐陽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雲梯”的詩題，曾國藩即席賦詩一首，歐陽一見大為驚喜，認為這孩子將來必成大器，前程無量。當下便有意與曾麟書結為兒女親家，將女兒許配曾國藩。後來人稱歐陽夫人即是曾國藩的結發妻子。
自小曾國藩就跟從父親曾麟書念書，曾麟書自知天分有限，沒有什麼秘訣可以傳授給兒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厭其煩地礪其誌，耐心指導，每天從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兒子。不論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書都要考一考兒子的功課，一定要曾國藩把書背得滾瓜爛熟，他才滿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說：“因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們這些笨子弟來，一點也不感到厭煩。”
1833年，曾國藩年二十三歲，第一次參加科試，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親苦苦拚搏了二十多年，才於前一年考取了這份功名。全家對於曾國藩的功業早成，自是歡欣鼓舞。12月，曾國藩與歐陽氏完婚，這一年曾家可謂雙喜臨門。
但是這距曾國藩的遠大誌向還相差甚遠，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離鄉，繼續求學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國藩入湖南最高學府嶽麓書院讀書，是年鄉試得中第三十六名舉人。這年冬天，曾國藩第一次離開家鄉，獨自北上，參加次年春天的會試，卻沒有考中。適逢這年皇太後六十大壽，照例增加會試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參加明年的恩科。京師有座“長沙會館”，長沙府的應試舉子都住在裏麵，花費極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這一年，使這個生長在消息閉塞、文化落後的“寒門”士子眼界大開。在這期間，曾國藩除繼續認真準備應試外，忽對韓愈的古文發生了很大興趣。因為古文可以任意發揮見解，遠比八股文有生氣，有意義。
1836年，恩科再次報罷，兩次會試落第，曾國藩自知功力欠深，悵然賦歸。回家後，低微鄙陋的曾國藩，由於有遠大誌向的驅使，使他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國藩養成了對曆史和古文的愛好，也為他更好的探討學術問題，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打下了基礎。
1838年，曾國藩又到北京會試，行前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麼錢，隻好向戚族借貸二十二串錢，一路省吃儉用，到京也隻剩下3串。幸而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
曾國藩在取中進士以後參加朝考，成績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天子禦覽之後，道光皇帝又特別將他撥置為一等第二名。於是，他便被選入翰林院深造，當了庶吉士。
關於曾國藩為同進士入翰林有這樣一段記載：曾國藩考中進士時，殿試名列為三甲等級。一般而言，“三甲”這一等級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國藩大為失望，當天就要回家。當時勞崇光做官至編修，在公卿間已經頗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並且說將要為他幫忙。回去後，就邀請了幾個善於書寫的人，把家作為客館，又借了親友的仆人和馬匹各十，配好了鞍轡來等待。曾國藩到後，馬上寫詩文分別送給顯貴之人。事後，曾國藩果然被列為高等，進入了翰林。這一記載雖顯曾國藩有幸運之嫌，他若沒有平時的磨煉功夫，還是不會有這一結果的。然曾國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見其處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風、時代之熏染，把握準步入人生階梯的起點，誌存高遠，為這一誌向刻苦自勵，辛勤實踐，百折不回。隻有這樣的立世觀，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宮前取得一張成功的人生入場券。
號稱“清要詞臣”的科舉時代，翰林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功夫，隻消鑽研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
誌已立定，便要付諸實踐。因此曾國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後，仍在不懈地努力讀書。為此，他曾自立課程十二條，悉力以赴。同時，他還為自己編定了一個自修的課程：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曆練、自身的修養、詩文的創作，莫不分別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共分五類，命名為：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鈔、詩文章。而且，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開始寫日記。後來雖然略曾間斷，但時間不多；從鹹豐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斷過一天。即使行軍、生病的時候，也照記不誤；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國藩的毅力。
曾國藩靠著自身的勤奮努力刻苦攻讀，終於取得了進入上流社會資格。
三。立誌施為，方有所成
立誌是一個人對人生執著的追求，也是一種渴望，更是一種爭取人生有所為的性格反映。缺乏立誌性格的人，做的一定是小事，甚至連小事都做不好。從個人的角度看，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做一庸人而自樂，無疑則會成為一個失敗的凡夫俗子。
曾國藩的一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知道“出類拔萃，不流於俗”是人生的最大目標，也就是說他能站在高處看人生，通過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手段，促成了目標的實現。
曾國藩輝煌一生，氣勢衝天。他從自己一生的成敗中悟出這樣一個關於誌向的道理：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益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早年時期的曾國藩，在他還沒有獲取成功的時候，就經常借詩文以抒發自己的誌趣，自比於李斯、陳平、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鄉。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樅金鍾。”正是這種高遠的誌向，才使曾國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變成一個“震斷九州無凡鄉”的“孤鳳”。
他還說：“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正是本著這種苟能立誌則聖賢豪傑皆可為之的認識，曾國藩認為，凡做事，都要有誌向。必須有三種立誌性格：人生當有人生之誌，為學當有為學之誌，修身當有修身之誌。關於人生之誌，曾國藩有從“雉卵變蛟龍”到“國之藩籬”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鏟不平”的豪邁，因而使曾國藩得以成為了所謂的“中興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