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為學之誌，曾國藩說：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下流。因此曾國藩的學問功底造就了他能夠“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關於修身之誌，曾國藩一生著力效法曆史上的榜樣人物。鹹豐九年，正是曾國藩和太平軍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容摹擬，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進行重新估計，共得32人（實際上是33人），做成《聖哲畫像記》一文，並命兒子曾紀澤，圖其形象，懸諸壁間，作為終身效法的標準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於完善。
對此，曾國藩自己深有體會，他說：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誌。即以餘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誌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曾國藩認為，人生有了一個高遠的目標，一個人的行動，諸如或進或退、或去或從、或取或舍，都不會是盲目之舉、徒勞之舉。
這正符合中國古代寓言所講的人生原理，有則寓言說一隻貓頭鷹因當地人厭惡它的叫聲而欲遷往別處。其時有人問它，說：“子能更鳴乎？”意思是說你能改變自己的叫聲嗎？否則，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樣會遭到人們的反對嗎？立誌也是如此，正如曾國藩所說：“若無破釜沉舟之誌，何必遠行百裏外哉！”
所以，一個人隻有自己樹立了遠大誌向並為之篤行踐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不流於俗的人，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有所成就的人。
四。立誌不移，奮發圖強
“有誌者事竟成”，這是流傳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華民族共同的信念。立誌是人生價值目標的確立，人生道路的選擇。遠大、堅定的誌向，是人的行為中的內在精神動力。陸九淵說：“人惟患無誌，有誌無如不成者。”呂坤說：“把誌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一個人無論做多麼艱難的事，隻要有雄心壯誌，不懈努力，都有可能成功。反之，若一個人胸無大誌，即使做再簡單的事也會不盡如人意。
誌的劃定限製著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內容和成就的規模，它是自己給自己劃定的人生境界。因此立誌大小的不同，現實的人生也會不同。王夫之說：“誌不大則所成者小，小近之誌容易實現，使人輕易處於滿足狀態，不思進取。”所以，隻有那些遠大誌向才能不斷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有所作為。正所謂：“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幹出一流的事業，但能幹出一流事業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
作為對人生價值目標的選擇，就應該以堅忍不拔、堅定不移的信念去實現它。若誌僅隨興而發，時過誌遷，經常改變，就無法成為激發人們持續前進的精神動力。因此，古人不僅以立誌為人生之本，還特別強調“持誌”，即堅持誌的一貫性、穩定性和堅定性。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所謂堅忍不拔之誌，首先就要求立誌須有一貫性、穩定性，正如《明儒學案》（清黃宗羲撰）所講：“此誌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逾矩，皆是此誌。變化貫通，隻此一誌。”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古人認為，立誌就須如此，一旦立定了誌向，在人的整個生命曆程中，就須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明代大儒王陽明說：“夫誌，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誌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誌為事。”又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誌者……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曾國藩也提倡要成就大業必要先有鴻鵠之誌、有淵博之識、有恒毅之心，他說：有誌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曾國藩是如此說的，也是如此做的。
少年時期，曾國藩是一個十分勤奮的孩子，且記憶力很強，加上他讀書舍得下工夫，又在父親的訓導下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所以八歲時就開始跟父親學《孝經》、讀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到了九歲時，曾國藩就已經把五經讀完了，五經即《易》、《尚書》、《詩》、《禮》、《春秋》，並且開始跟父親練習作八股文。
1826年，正值曾國藩十六歲時參加了長沙府的童子試，竟名列第七。曾麟書感到這孩子的確是可造之才，繼續跟自己學習恐怕會耽誤前程。他聽說衡陽有位汪覺庵，八股試帖教得極好，於是把曾國藩送到了汪先生設立的唐氏家塾去念書。一年後，又轉入湘鄉漣濱書院，接受名家的指點。
為了立誌向上，學有所成，曾國藩在漣濱書院改號為“滌生”（號也叫別稱、別字、別號）。《周禮 春宮 大祝》：“號為尊其名更美稱焉。”名字是由尊長代取，而號則不同，號初為自取，稱自號，以體現個人的旨趣和抱負；之後，才有別人送上的稱號，稱為尊號、雅號等。由改號“滌生”，可看出曾國藩努力求學，希圖長進的誌向和決心。曾國藩在後來的日記中是這樣解釋“滌生”的：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袁黃）之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改號自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此外，晉人傅玄也在其著作《傅子》中說：“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淡其心。”這就是“滌”字的取意來源。可見，“滌生”就是“見賢思齊，有過則改”之意。
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嚴於解剖自己，時時反省，為自己確定遠大目標。曾國藩按照儒家傳統的內聖外王之道來要求自己，他堅信，隻要立誌不移，奮發圖強，一定可以實現宏偉誌向。
1838年，曾國藩二十八歲時，在會試時中第三十八名貢生。在中舉的鼓舞下，他再一次改名字為“國藩”。“國藩”的意思就是“為國藩籬”。
之後，在緊接著的殿試中，曾國藩又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賜同進士出身；朝考時，再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破格拔置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國藩進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無限，春風得意，更有銳意進取之意，從此決心要做一個藩屏國家的忠臣。
為了實現目標，曾國藩堅持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治理國家的經驗。曾國藩的誌向就是要匡時救世。他在給諸弟的信中說：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
說得多好呀。有了有民胞物與之精神，“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都不在話下，還會致力於瑣瑣碎碎之私怨小鬥嗎？正氣不揚，大道不行，豺狼當道，雞犬升天，這才是士人之深憂。
五。匡時救世，誌懷天下
1811（清嘉慶十六）年，曾國藩生於湖南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此時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頂峰走向衰敗的時期。此時的大清國各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危及著清王朝的統治。清王朝的政治風氣也越來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國才能的人寥寥無幾。這與嘉慶皇帝的好惡和各級官員的逢迎諂諛是分不開的。
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之前，天朝早已盛極而衰、危機四伏了。在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沒落衰敗的景象。更令人擔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級官吏對所處的困境毫不關心。即使少數有識之士發出了呐喊，從皇帝到各級官吏、士紳、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學術界，熟讀四書五經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製著讀書人，文字獄依然讓知識分子謹小慎微，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隻求在四書五經八股詩賦的故紙堆裏做學問、求功名，對時事不敢過問。道光年間，由於各種危機不斷加劇，清政府才逐漸打開言路，學術界的風氣逐漸改變，出現了部分關心時局、討論時事的讀書人。
道光帝即位之後，官場的風氣更加破敗，各級官員以阿諛奉承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為官場所容。有無名氏賦《一剪梅》予以諷刺：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讚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曾有書中記載：當朝的重臣曹振鏞晚年權傾朝野，為官之道更是令人“驚歎”。一門生請教做官的秘訣，曹振鏞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曹振鏞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學無術、目光短淺，隻知順應皇上的意思辦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數官員不思進取、敷衍度日。官吏以不負責任、圓滑應付、屍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擠和打擊，國事日見衰敗。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和橫征暴斂。再加上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黃河決口，淮水泛濫，百姓的生活日見貧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國的外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開始了對華侵略，不平等的對外貿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銀外流。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國運動又爆發了，而且愈演愈烈。內憂外患使得清王朝處於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的狀態中。曾國藩所處就是一個亂世，一個政治腐敗黑暗、經濟貧困落後、社會動蕩不安、天災人禍不斷、西方列強加深侵略的亂世。
曾國藩對自己所處的時世有清醒的認識。少年時代的曾國藩就有強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鄉好友劉蓉說他“銳意功名，意氣自豪”。1838年，曾國藩殿試中進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舉考試的規定，三甲進士不能充當翰林，曾國藩曾經深深為此感到恥辱。但曾國藩並沒有氣餒，反而加倍努力苦讀，終於躋身於翰林的行列，登上了科舉仕途的頂峰。在翰林院居官的十多年間，曾國藩除廣泛交結朋友外，仍然勤奮讀書，確立了“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人生誌向。為此，曾國藩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國藩”，有“為國藩籬”的含義。曾國藩堅信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家的棟梁。他認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意即有為百姓謀求幸福的願望，有振興國家、開創事業的壯誌。他對自己信心十足：“莫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傳統的儒家治國安邦的理想成為了曾國藩的人生理想，他時時刻刻提醒磨煉自己，時刻準備著為挽救大清王朝的統治挺身而出，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
當然，曾圖藩也意識到了任務的艱巨性，要實現“匡時救世”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有不懈的奮鬥精神和獻身精神。曾國藩熟知曆史，認識到古往今來的聖賢豪傑為了建功立業都有力排萬難的氣概。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由學問、閱曆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曆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子序笑應之。”
為了實現“匡時救世”的目的和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沒有甘願奮鬥犧牲的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曾國藩有奮發進取的精神，並全身心投入到為實現抱負的奮鬥之中，他才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六。壯誌未酬，不墜青雲
1857年2月4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2月11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耗後，哀傷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16日上《報丁父憂折》，不等清政府批準，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
按照當時的慣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上奏的時間是2月16日，離開軍營回籍奔喪是2月21日；顯而易見，他回籍奔喪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鞍馬之勞，2月27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給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其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
同年的6月6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麼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按照定例軍營職位有空缺，先從在軍人員拔補。我所帶的湘軍，多是招募的湘勇，不僅參將、遊擊、都司、守備以上無缺可補，即如把總外委也不能遞補實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數年，有的雖然保舉至二品、三品職銜，而充當哨長者，仍領哨長薪餉，充當隊目者，仍領隊目薪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國家正規軍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無履任之實，長此以往，湘軍弁勇，難免‘長生觖望’。”言外之意：我曆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雖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這樣遲早會導致軍心渙散的。
當時的朝廷製度，各省文武升遷罷免之權，責成督撫。督撫的喜怒，關係到州縣官的榮辱進退。曾國藩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打交道，文武薪餉一事，諸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地方官從中阻撓。征收漕糧，百姓以浮收為苦。漕糧大事，循例由巡撫專主其事。身為客官，專辦兵營軍事，有勸捐擾民之實，而無能加惠百姓之事，“縱欲出一愷切說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