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氏家訓》的《教子》篇中說：“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父子之間要有規矩，不可過分親昵，過分親昵，孩子就會不聽話，什麼都拖拖拉拉。
袁采在《睦親》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為非；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女們長大後做出非法之事，多是小時候做父母的過於溺愛、寬容的結果。
曾國藩在事業成功後，在孝順父母方麵作出了很好的表率。盡管自己不能親自回家照料父母，但他經常寫信回家問候，經常往家中寄去銀兩，以資接濟；同自己的幾個兄弟們也保持了很好的關係。
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課學習上，曾國藩也是傾注了很大心血。他經常寫信回家，指導孩子們的學習，從科目的選擇到課程表的製定，都詳加叮囑。有時候，曾國藩還讓孩子們把作業寄過來，自己親自批閱，指出其缺點，以利於其改正。有時候為了給孩子選擇一個老師，曾國藩也要下不少工夫去考察。
正是在曾國藩的耳提麵命之下，他的子女們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沒有白費。長子曾紀澤擔任過駐外大使，在對外交涉方麵發揮過很大作用；另一個兒子曾紀鴻精研數學，有著作流傳後世。孫輩中有曾廣鈞這樣才華橫溢的詩人，曾孫輩中有曾寶蓀，曾約農這樣的教育家和學者，可謂人才濟濟，後繼有人。
給兒孫留下盡可能多的遺產，這可以說是大多數人都在暗下決心的事情。普通人雖然這樣想，但假若沒有能力實現，也就罷了；麻煩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當官人，如果不能給兒孫留下可觀的遺產，不但子孫生活遇到困難時會怨恨，而且即使子孫不說什麼，自己也感覺對不住後代。
愛子之心人皆有之，誰不願意自己的後代生活得好一點呢？可是，愛之實是以害之，不留下大筆的遺產還好，留下的遺產越多，害他們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請看曾國藩的說法和做法。
曾國藩不是一個擁有大筆財產的人，但也絕不是一位沒有財產的人。還遠遠沒有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
曾家先祖星岡公在世時，常常譏笑那些喜歡積攢私財的人家，認為積攢私財是敗家之兆。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以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走人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人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心胸日益狹隘，到那時就難以挽回了。明人錢琦說：“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說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處富貴，也要注定敗亡的道理。林則徐說：“子孫若勝我，要錢做什麼？子孫不勝我，要錢做什麼？”這是有誌之士的共識。與曾國藩同時的清代名將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國藩不謀而合，也以德性為本。他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戀情流蕩，以沈溺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如果你們品行不正，我積的錢越多，你們犯的錯就越大。這確有一點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國藩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為之，人所能做的是莊敬自強，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曾國潢將自己在家鄉五馬衝的田產設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議作星岡公的祭田，或轉售他人，所得的錢銀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國藩認為“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惰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不給後人留下大筆錢財，主要是為了使他們自立成才。正是為這個目的，曾國藩在外做官，始終不忘對子女殷殷教誨。從1852年到1871年這20年中，他寫給兩個兒子的信近兩百封，包括教子如何讀書、作文、做人。在家書中曾國藩不厭其煩地教育兒子，隻求讀書明理，不求做官發財。
曾國藩教導兒子讀聖人之書，不可與自己的內心生活、日常言行不相關涉，而必須“體到身上去”。明德行、做新人、辦好事，這都是我們分內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我們毫不相幹，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處？能寫文章、作詩篇，賣弄自己的高雅，也隻能算得上一個識字的放牧仔，怎麼能夠說是什麼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
這就是：“勤於政事，節儉治家，所說的話忠信可靠，行事誠懇無欺。”話不在於多少，也不在於深刻與否，而在於是否能身體力行，從嚴要求自己。曾國藩重視讀書做人的教育，可他卻避免了高高在上、誇誇其談的督責。他從自己學習的親身體驗出發，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態度，中肯地教育兒子在學習與進步中的不足，因此效果十分顯著。
六。戒傲戒惰，永不貧賤
曾國藩認為，驕傲和惰怠是導致人生和事業失敗的主要原因。他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莫不皆然。”
曾國藩對古今人物進行對比考察，發現“憤激愈久”與“得意愈久”，都可能產生傲氣，而“古往今來恃傲而目中無人者，比比皆是。獨有李白能傲古今騷客之短，而諸人稱道；其他但凡恃傲藐人者，莫不最後落得個身敗名裂”。因此，曆來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作為自己的必修功課，但闡述得詳盡周密，並終身以此為鑒的人中，唯曾國藩最甚。
曾國藩在給他四弟的信中，很精辟地說道：“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嚐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能，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論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隻為不肯反求諸已，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又寫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隻為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如糞土，或好作詩古文，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為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曾國藩的這兩段論述直指世上的那些讀書人。他早就知道，世上隻有儒者和為將者的傲氣最重，然而他自己偏既是讀書的儒者，又是帶兵的將領，所以，戒傲之心，恐怕是曾國藩窮畢生之意誌而力戒的吧。
曾國藩自己是很注意“戒傲”這一修身之要的。如他在家書中就多次談道：“餘平生科名極為順遂，惟小七次考不售。然每次不進，未嚐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隻有文醜而僥幸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國藩在仕途上可謂官運亨通，十年之中連升十級，並在京師贏得了較好的聲望。但對此，曾國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自謙，可謂“戒傲”功夫深厚。
曾家的“戒傲”之風，可謂悠遠，從曾國藩的祖父、父輩起，便時刻以“戒傲”為訓。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麵命。今吾謹述此語告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為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無恒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李元度）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餘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傲”可以招致“軍事之敗”，也可使一個大的家族迅速衰敗，曾國藩的論述可謂深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曾氏家族裏對“傲”的警醒。
曾國藩“戒傲”，還勸勉其弟“戒傲”，並多次附專門家書嚴以勸諫。他在給四弟澄侯的信中說：“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餘觀弟近日心中極其驕傲。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謹慎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弟於營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樹堂諸君子，弟皆有信來譏評其短，且有譏至兩次三次者。營中與弟生疏之人，尚且譏評，則鄉間之與弟熟識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則諸子侄之藐視一切、信口雌黃可知矣。諺雲：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誌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傲耳。餘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從笑人為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晚起為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