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11月16日，曾國藩根據閩浙總督慶端、浙江巡撫王有齡之請，奏請派左宗棠援浙，並將在江西廣信、廣豐、玉山、饒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陸軍及昌國內河水師，統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使左宗棠開始擁有較大的軍權。但左宗棠還未奔至杭州，杭州已於11月28日被太平軍占領，杭州將軍瑞昌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均死於戰事。於是曾國藩第四次上奏保舉左宗棠。他於12月12日向左宗棠通報說：“浙江競於11月28日失守，六十萬生靈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於25日複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請簡閣下為浙江巡撫。無論是否諭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果然，左宗棠於1862年2月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1863年3月18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從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人，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時人及後世常愛談曾、左交惡。其實二人雖僅止於有齟齬，內裏卻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的“同心若金，攻錯若石”。共同的事業——中興清室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而成為曆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也正是曾國藩“待人以誠恕”的最好例證。
八。不遺餘力，培育人才
曾國藩的幕僚人數較多，按其人員所做的事務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為曾國藩推薦人才的人。
第二類為運籌帷幄，出奇製勝的人。這種人才高學富，識見宏遠，智深沉勇，曉暢兵機，其取舍去留關乎戰爭成敗。
第三類為籌集軍餉，補充後備的人。這種人頭腦明晰，有計劃理財的能力。
第四類為領軍作戰的人，即後來的所謂中興名將。
第五類為辦理文書奏章的人。這種人文思敏捷，筆墨嚴謹，數千文字，倚馬可待。
第六類為幕中文士。這些人皆飽讀詩書，或為文苑精英，或為學術巨子，秉橫溢之才氣，作驚世之文章，與曾國藩多有唱和之作。這種人既可以點綴儒將門轅，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際使學術免於衰弱。
第七類則為天文、地理、算學、化學、機器等方麵的專門人才。
曾國藩，不愧為重視人才、善於用人的傑出大師，正是這樣一支龐大的幕府智囊團，使曾國藩及其湘軍最終戰勝十倍、幾十倍強大於己的太平軍，從而牢牢確立了自己地方實力派的地位。
人才的重要性在各個時代、各個領域都一再被強調，作為一代政治、軍事英傑的曾國藩更是把它放在決定事情成敗的首位。在練兵之初，他既沒權又缺錢，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幹的人才訓練成為一支善戰之師。
曾國藩在延攬、造就人才方麵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準則，他說：“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曾國藩認為，人才並非天生的，必須靠辛勤的培養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應手的人才，就要學會親自動手，培養訓練。於是，曾國藩的幕府就有了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為了培養人才的學校。曾國藩本人既是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
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時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
培養人才，是曾國藩設立幕府的一項重要宗旨，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到，晚清軍政文化各個領域的人才，從曾國藩的幕府中出去的大多都被人認為是奇才。
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習練，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他在《勸誡委員四條》之三《勤學問以廣才》中說：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則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他在《勸誡紳士四條》之四《擴才識以待用》中又說：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功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見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最後，曾國藩總結說：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周知。隻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焉。
將以上幾條綜合起來便可看出，曾國藩的這幾條規定，既有各位幕僚應當練習的具體內容和方法，也有對其必要性的說明，既是勸誡，也是命令，既有引導，也有鞭策，可以說是字斟句酌，費盡苦心。
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曆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布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他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評定等次。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
學習，也可了解他們各自的情況與水平。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閑暇，結合自己的閱曆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李鴻章事後對人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隻管捋須，穆然端坐。”
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采取個別談話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
這裏說的是雖是帶兵將領，而用之於幕僚身上也是有相似之處的。在曾國藩的《書劄》與《批牘》中保留不少文字，對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諄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訓誡更是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贛州厘金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稟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
曾國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據各人的特點進行培養。有的人，如張裕釗、吳汝綸文學基礎很好，曾國藩就令其在幕中讀書，專攻古文，以求發展，而不讓他們做具體工作，征得他們的同意，也不薦舉做官。大將鮑超，英氣勃發，勇猛慣戰，但學養淺薄，缺乏心計。在作戰中，曾國藩常讓他衝鋒臨陣，卻不準其參與軍機謀劃。
曾國藩在聚集與培養人才方麵的確是煞費苦心，不遺餘力，他自己講育才之道約有三條：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責。探訪如鷙鳥、猛獸之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者，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也正因為這一點，曾國藩幕府對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評論的那樣：“公任兼圻，雖於幕府外設書局、忠義采訪局以安置士人之賢者，而薪俸僅足贍其家，但能隨人之才以成就之，故歸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動，拜他為師。
人才既經“廣收”而致，然後飭以“勤教”陶冶而成，因此能擔起維護統治秩序的重任，形成了巨大的實力。
薛福成說，曾國藩“遭值時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誌，斯所以能回輪軸而變風氣也”。薛福成作為曾國藩的四大弟子之一，深深地感受到了曾國藩在造就人才上所費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