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原本是曾國藩的門生，當他得知曾國藩在江西征剿太平軍的時候，立即動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夠得到曾國藩的重用。但是當他到了曾國藩的軍營後，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接見他。李鴻章一等就是一個月。於是李鴻章通過在曾國藩幕府任職的陳鼐探聽消息。當陳鼐向曾國藩提起李鴻章的時候，曾國藩故意冷冷地說：“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來我這裏，恐怕他才高氣大，容他不下呀。也許回京任職更有前途呢！”陳鼐聽出了曾國藩的話外之意，趕忙說：“大帥，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煉，已不同於往昔少年了。大帥何不給他一個機會呢？”
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想接受李鴻章，隻不過他知道李鴻章心高氣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銳氣，將不利於他的成長。既然李鴻章誠心想來，曾國藩當然十分樂意。
李鴻章進了曾國藩的幕府後，曾國藩又借機對他進行了各種磨煉，使李鴻章消磨了部分銳氣和傲氣，最終成為晚清政府繼曾國藩之後的一大頂梁柱。
知人之明，既表現在知道人的長處，還表現在知道他的短處，李鴻章的長處在聰明，有才華；短處在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過於外露。正如曾國藩所說，“神采外騰”。所以曾國藩有意磨煉他，使他能盡展其才，揚長避短。對於其他部下，曾國藩在指出其優點時，也一並指出其短處，加以告誡：他評價淮軍名將郭鬆林說：“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頗欠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麵。”郭鬆林後來參與“圍剿撚”，輕敵冒進，結果兵敗身死。
李元度是曾國藩的心腹，後帶兵打仗，曾國藩一直提心吊膽，因為他知道“次青實不能治軍”。李元度卻不服，率軍獨當一麵，後來在徽州一敗塗地，從此一蹶不振。
曾國藩評價劉銘傳時，說他“所長在果而俠，其所短在欠謀蓄”，因此責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堅忍，正所以勉其海量，進之於蓄也”。
曾國藩評價降將陳國瑞，說他“氣矜太甚，又其部下諸將不樂為用，終難獨當一麵”；評價李鴻章之弟李昭慶，說他“未嚐多曆艱苦，恐其視事太易”。果如其言，陳國瑞因過於驕縱，終被流放；李昭慶隨曾國藩“剿撚”，總理營分，也無大建樹，最後隻升到記名鹽運使，與他的兩位兄長簡直是天壤之別。
曾國藩在傳授給李鴻章時說：“凡教人，當引其所長，策其所短。”既知人用人，揚長避短，這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
七。待人以誠，寬人以恕
曾國藩手下能人輩出，人才濟濟，有湘人劉長佑、蕭啟江、王鑫、李續賓、李續宜，甚至連非湘籍的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為什麼這麼多英雄豪傑仁人誌士聚到了曾國藩的麾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各教、立誌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軀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正所謂“以誠恕招天下，則群倫影從”。
關於“誠、恕”二字，曾國藩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麼，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到什麼，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維護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強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曾國藩一向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剛好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1852年，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1854年3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齦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不示弱，說：“藩候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字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桀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1854年4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責備曾國藩：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其語直，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之語。
1857年2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對此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還表現在他在1860年後對左宗棠的舉薦上。在這以前，曾國藩也曾舉薦過左宗棠。例如，1856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剛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為永州鎮總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此代巡撫駱秉章擬奏折，謐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聳，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這位滿族官員較為顢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籌。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話。京中官員如侍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
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此案剛發生之時，左宗棠曾寫信給友人，陳述自己的委曲與悲苦之情：“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近為官相所中傷。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當軸諸公尚有能知之涼之者，或可不預世網，然亦險矣！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連年因疊梓之故，為披發纓冠之舉，忘其愚賤，一意孤行，又複過蒙優獎，名過其實，其遭此謗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會試一遊京師，脫離此席，非敢再希進取，以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於是，左宗棠辭別駱秉章，1860年正月離開長沙。他3月3日到達湖北襄陽，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當時，正值襄陽大風雪，左宗棠想躋登廟堂之上，深感帝鄉不可期，擬委身江湖之遠，又憂讒畏譏。
當時，曾國藩駐軍宿鬆，胡林翼駐軍英山，議欲分三路進攻安慶。左宗棠來營暫避鋒芒，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並連日與他商談。正在這時，4月1日，特旨詢問曾國藩說：“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著曾國藩酌量處理。”曾國藩立即於4月13日上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紮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曾國藩與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極其潦倒，“四顧蒼茫”的時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國藩上述奏章，於4月20日，諭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國藩的幕僚之一。曾國藩立即讓他回湖南募勇開赴江西戰場。過了幾個月，左宗棠軍在江西連克德興、婺源，曾國藩立即於11月28日專折為他和部屬報功請賞，並追述他以前的戰績說：“臣查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鎮，一聞貴溪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計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裏，連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剿敗之後，即有池州大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衝。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可謂推崇備至。左宗棠因此得晉升為候補三品京堂。
至1861年4月2日，曾國藩又上奏說：左宗棠“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餘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文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立即照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