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軍時，第一個就看中了他。因此，將他的隊伍募入淮勇，名為“銘軍”，並花了不少銀兩，從洋人手中購買了槍支彈藥，把銘軍裝配成為近代武裝。這支隊伍為李鴻章建功立業出了不少力，但對於劉銘傳的居傲狂妄，李鴻章也著實惱火。因此，當曾國藩借用淮軍剿撚時，李鴻章就把“銘軍”撥給了老師，希望曾國藩能夠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撚”過程中，劉銘傳軍與另一悍將陳國瑞軍發生了兩次械鬥。怎麼處理這個事端，可真讓曾國藩犯了難。不處理吧，於事不公，雙方都不能平心靜氣，今後還會內訌；處理吧，這是李鴻章的屬下，且劉銘傳謀勇兼備，又有洋槍洋炮，今後自己還要倚重他。於是，曾國藩想了個萬全之策，就是對劉銘傳進行嚴厲斥責，嘴上說得狠，但對其過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這一招果然管用，隻是不久，曾國藩就調銘軍獨自赴皖北去剿撚了。
對於老師的辦法，李鴻章心領神會，所以他照方抓藥，在剿撚成功後，他向清廷力保劉銘傳的功績，使劉銘傳得以委任台灣道員。正是這個桀驁不馴的人，在中法戰爭中帶領台灣軍民奮起抵抗法軍的進攻，使法軍終未能攻下淡水，沒有實現占領台灣的夢想。
五。居官有成，知人之明
曾國藩認為，要居官有成，必須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盡其才；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
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為，一意孤行。曾國藩對陳國瑞問題的處理，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曾國藩剿撚之初，陳國瑞率殘部駐紮濟寧，力量過於薄弱，遂產生了搶奪的念頭，於是率兵突過長溝，見人就殺，見槍就奪，連殺數十人。劉銘傳聞訊後十分惱怒，發兵將陳國瑞團團圍住，到陳國瑞告饒為止。回去以後，陳國瑞惡人先告狀，向曾國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亦不甘示弱。於是，兩個人便在曾國藩麵前打起官司。
曾國藩對於陳國瑞的蠻橫、驕縱早有耳聞，今目睹所發生的火拚事件，也深怨陳國瑞。於是，曾國藩便在陳國瑞稟帖上，曆數其半生的功與過，並勸其悔過自省，最後與之約法三章：“第一條，八千勇數，必須大為裁減，極多不許過三千人，免致雜收遊勇，饑潰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一年之內不準同紮一處；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台轉發，不準別立門戶，獨樹一幟。”無奈陳國瑞卻矢口抵賴。曾國藩便對其進行了三次參奏，最終使陳國瑞受到了被撤去幫辦軍務、脫去黃馬褂、責令其戴罪立功的處罰。這樣，陳國瑞不得不向曾國藩認錯，並立即服從曾國藩的調遣，由濟寧移駐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曾國藩雖然自己主張不“貪”不“欲”，但他縱觀天下，發現“勇於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這一點在他重回兩江總督任上欲勵精圖治的時候感觸更深。
曾國藩回到兩江任總督的時候，地方興革千頭萬緒，但以他為官多年的經驗，最主要的是先抓兩件大事：一件是整頓吏治，一件是規範地方秩序。這兩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麼也別想做好。然而，由於湘軍自身的遺留問題捆住了他的手腳，使這兩件大事都宣告擱淺。
曾國藩創辦湘軍的過程中，客居湖湘各省，吃夠了地方官的苦頭，也看清了官場的黑暗。待到他任兩江總督後，幾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舉革盡，全換上了自己的親信。開始時，他強調選用官員的標準是“能做事，不愛錢，不怕死”，他認為隨自己作戰多年的湘軍將領大體上是符合這三條標準的，但事實上連他自己也承認“凡能任事者，無不好名，無不貪財”，如果不為名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軍之中拚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軍將領和由這些將領變成的地方官員，他才感慨地說：“安得有人乎？勇於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對於成功者而言，也許他本身就是一個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樣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這是他應當處理好的難題之一。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舉薦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難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
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他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兩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也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李宗羲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最後，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在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頗令曾國藩傷心。
曾國藩在1853年給吳文鎔的信中說：你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因我閱曆尚淺，實行起來難免把握不準而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省裏，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特別賞識塔齊布這個人，實在是因為目前軍營風氣不好，官兵們遇事退縮、行為虛浮、漫不經心、無所作為、驕縱渙散，如同撮合起來的泥沙不能當飯吃，令人又是歎氣又是痛恨，求得一個像塔齊布這樣熱血澎湃、立誌殺敵的人，實在很難，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屢加讚許。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賴的心腹。至於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則是人人對之斥罵唾棄。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善惡，將人才、小才各種人才混為一談。那麼依著我不夠寬大的胸懷，對此實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個社會的動亂，隻因為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才使得誌士賢人灰心喪氣，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身為統帥，知人善任是最起碼的要求。他要懂得用眼睛所見來糾正耳朵所聞的訛誤。而不善於了解人的人，卻用耳朵所聞來代替眼睛所見的事實。
六。知人善用，人盡其才
曾國藩認為，在識別人才之後，還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將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發揮他的長處。隻要是時間恰當，環境適當，一般的人也可以發揮神奇的功效。因此，這個世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正所謂用人如器，在這方麵，漢高祖劉邦可以稱得上楷模。
劉邦在戰勝項羽之後，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劉邦問眾臣：“諸位愛卿，你們能不能告訴我，我為什麼能夠戰勝項羽，擁有天下？”王陵站起來回答說：“陛下雖然平時待人傲慢，動不動就發脾氣；但是陛下能夠賞罰分明，不論誰有功，都會論功行賞，所以將士都願意為陛下賣力。而項羽則不同。他雖然表麵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建議，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賞，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應有的報償，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劉邦聽後，搖搖頭說：“你們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張良；安定國家，穩固後方，充實軍餉，我不如蕭何；統率軍隊，衝鋒陷陣，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當今的豪傑奇才，我都能夠悉心任用，所以能夠得天下。而項羽隻有一個範增，尚且得不到重用，這就是他敗亡的原因。”
曾國藩不是“天才論者”，他認為天下並沒有現成的人才，也沒有生下來就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所謂的“人才”，大多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磨煉出來的。因此他指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在這裏，曾國藩提出了培養人才的方法：“人才以陶冶而成”，“由勉強磨礪而出”，有用的人才必須由培養、陶冶、磨煉而成。這就好比一塊玉石，要想使之成為像和氏璧那樣的瑰寶，就必須經過琢磨。
與這一思想相對應，曾國藩在《應詔陳言疏》中，詳細列舉了培養人才的各種方法，即教誨、甄別、保舉、超擢，並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種植禾苗。教誨，猶如種植耕耘禾苗；甄別，猶如鏟除雜草；保舉，猶如灌溉禾苗；超擢，猶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長。
為了論證自己的人才觀，曾國藩還從古人那裏尋找依據。例如他引《淮南子》說，“功勳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聲名也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又引董仲舒的話說，“勤學好問，就會知識廣博；以道德標準行事，那麼德行就會日有所進”；還引用《中庸》的話說“別人花一分工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工夫；別人花十分的工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工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來獲得成功。
從曾國藩引證這些的話來看，人才的培養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勤勉”，以勤致名，即通過後天的勤奮刻苦學以成才，最終獲取功名。曾國藩的人才培養思想，可以從他對李鴻章的教誨中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