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培養士兵的好勝之心非常重要，他說：“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淩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他除了把升官發財作為鼓舞官兵英勇作戰的動力外，還非常重視軍官成就美名的教育，並采取措施，保護和鼓勵士氣。他的幕僚有這樣的記錄：“師論兵事，主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餘出兵屢敗，然總於未戰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毀卵。”
曾國藩還經常這樣教育部將：“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齟齬，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處處嚴於治己，而薄責於人，則唇舌自省矣。”“湘軍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湘淮軍內部雖有矛盾，但團結對敵的大局卻一直沒有破裂。
四。把握人性，強製約束
曾國藩深受傳統儒家理學影響，對於人性優缺點有著很好的認知度、把握度，他深刻地認識到，隻提倡以“勤”練兵是遠遠不夠的。雖然在短時間內確實能夠起到提高湘軍整體作戰能力的作用，但是真的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在人的本性之中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弱點：“惰性”和“放縱”。正是由於人身上具有這兩種弱點，便使得人們在不知不覺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放鬆對自己的要求。
或許，在對士卒訓練的時候，第一天第二天能夠做得很好，但是，時間一久，人就變得懶散起來，變得對自己放縱了，操練起來敷衍了事，就像是為了完成一個額外的任務，心不在焉使得操練變成了一種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形式，或許還會產生更加不可想象的結果：使得操練荒廢。
怎樣去避免像這樣的情況出現，將這些存在於人體，在每一個湘軍士兵身上都不可能避免的“惰性”和“放縱”壓製或者消除，使得操練成為真正能夠提高湘軍戰鬥能力的有效方式呢？對於人性有著深刻認知的曾國藩知道，要壓製或者消除人性之中的“惰性”和“放縱”，隻有通過強有力的約束和強製才能夠真正地起到作用。
俗語說：“無規矩不成方圓。”曾國藩明白，要想對湘軍的士卒約束和強製真正達到通過平時的操練提高作戰能力的目的，首先要做的便是製定出一套有利於訓練的規章製度和準則，給湘軍士卒畫上一個圈，告訴他們一個規矩，讓他們按照曾國藩所設計的步驟，朝他所想要的預期結果邁進。
在規章製度之中，曾國藩不但明確地規定了湘軍士卒所應該操練的內容、時間，以及一些別的能夠提高作戰能力的訓練方法，並且還製定出了獎懲規定。
總的來說，曾國藩對於湘軍的操練內容可以概括為“操、演、巡、點”四個方麵：操，指的是上操；演，就是讓湘軍士卒演習各種武藝和陣法；巡，具體指的就是巡邏、站崗、放哨；點就是點名。
對於這四個方麵，曾國藩是這樣具體規定的：在每天早上、傍晚湘軍士卒各上操一次。關於對武藝的演練，曾國藩對於新招募來的士卒尤為重視，要求他們在每十天之中：三六九上午練習武藝和陣法；一四七的上午練習抬槍、瞄槍、打靶和陣法；二八練習長跑和跳遠；五十練習連環槍。而每天下午對於刀槍等器械的練習，也是新來士卒必不可少的訓練。新來的士卒和原來的士卒，隻是在練習武藝的內容上有所不同而已。對於巡邏和點名，曾國藩也照樣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點名，則是在中午午後、晚上熄燈之前各點一次。
立法不難，行法為難。曾國藩知道，僅僅是製定出規章製度並不一定能保障士卒真正地按照其所規定的去做。要想使得湘軍士卒的訓練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保障規章製度能夠執行，便需要有一個嚴厲的獎懲作為標準。並且，嚴格地按照規章製度方麵所規定的執行。同時，在製定出這些嚴格的規章製度並要求士卒和部屬嚴格地執行之外，還要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片麵的規章製度並不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隻有真正地使湘軍能夠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才是他所想要的結果。
為此，曾國藩竭盡精力，從各個方麵著手，製定了許多相關的政策用來約束和限製湘軍士卒和部屬，要求他們專心致誌地投入到戰鬥技能的訓練之中，以提高湘軍的整體作戰水平。不過，在做這些的時候，曾國藩還是從自己對於人性優弱點認知為出發點，實行了很多具體的措施。
首先，他拒絕湘軍士卒、部屬與綠營士卒交往。曾國藩之所以在日常的士兵操練之中有著這樣的規定，是因為他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他十分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流傳已久的至理名言。他痛恨綠營軍中的各種惡習，認為綠營軍的腐敗習氣已經“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如果一旦湘軍之中的士卒和部屬與綠營軍兵相交過多，則將在平時的交往之中潛移默化地染上綠營士卒的惡習，並且使之像瘟疫一般在湘軍之中蔓延傳播。這樣一來，便會在湘軍之中形成不良風氣，嚴重影響湘軍的日常訓練。為此，曾國藩不僅要求湘軍在組織上與綠營徹底地割斷聯係，並且嚴格要求湘軍之中的士卒和部屬斷不可與綠營士卒為伍。
另外，曾國藩為了使得士卒能夠全心地投入到平時的操練之中，在一些日常的生活習慣之中還有著明顯的禁忌，例如，嚴禁吸食鴉片，不許進出賭場酒肆，不準宣淫縱欲等。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還是因為他對於人性有著很好的認知度。
首先，他是從組建湘軍的目的和湘軍作為一支軍隊的特殊性質考慮的。因為，他所組建的湘軍是為了維護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統治，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是要去戰場作戰的。這樣的目標就要求湘軍要有強壯的體魄。而吸食鴉片、宣淫縱欲明顯地會有損於身體的健康，使得軍士的體質變弱。倘若湘軍之中的士卒真的有人吸食鴉片或進賭場、妓院，不管曾國藩怎樣地加緊訓練，也是不可能達到提高湘軍戰鬥力的目的的。這就像是在肥沃的土地上種下的是一顆癟種子，又怎麼能夠發芽，長出果實呢？
另一點，曾國藩是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的。他知道隻要人吸食了鴉片之後，便會對“鴉片”產生很強的依賴性，一旦沾上便很難戒掉，就像是掉入了深不見底的泥潭，隻能越陷越深。而賭和淫自古就是敗家之途，一旦沾染就難以戒掉，而普通湘軍士卒一個月的糧餉絕對是不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的。他們為了能夠弄到賭淫之資，便會想盡一切的辦法，從而誘發了他們心中的“惡”去偷竊、搶劫，這還怎能靜下心來進行日常戰鬥能力的訓練呢。所以，給湘軍帶來的負麵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為此，曾國藩為了使得日常士卒訓練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將這一條寫進了湘軍的營規。他並規定：一旦查出湘軍士卒誰吸食鴉片或參與賭淫活動，就會從重處罰或驅逐出湘軍大營。這些嚴格的營規都是從提高湘軍士卒的作戰能力和人性優弱點的角度為出發點的，所以曾國藩讓湘軍士卒在空閑時隻能去舞刀弄劍，進行戰鬥技能的操練。
由此可見，曾國藩為了提高湘軍訓練的效果，以求達到提高作戰能力，殫精竭慮，采取了各式各樣的方法。從中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對人性優弱點具有很高的認知度，能夠很好地把握人性的優點，讓人性中的弱點向優點方麵轉變。
正是因為他著重於湘軍士卒平時的鍛煉，讓士卒“勤於訓練”，使得湘軍的戰鬥能力才得以大大的提升。
五。帶兵之道，治心為上
對於曾國藩統兵高明之處，在於他對將領和僚屬，不輕下命令，而願以師友的熱腸，頻頻囑咐和商討，或撰成格言戒語加以勸勉；而對下級員弁和兵勇，他則編就明確、易懂的歌謠和營規，令他們傳唱和遵守。
曾國藩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之一是他自擬的《愛民歌》，同時也是湘軍兵勇的識字教本。曾國藩每日隻教一句兩句，讓兵勇們先識字，後識義，循環複習，身體力行。因此，湘軍紀律極佳，處處受人歡迎。
《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管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士兵聽教訓。軍士與民共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這首《愛民歌》，是曾國藩訓練湘軍的法寶，官兵個個都能背誦，而且都能默寫出來。凡是湘軍久住之地，附近的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也都能夠背誦出來。
另外，曾國藩以理學家的身份創立湘軍，為此他十分重視義理之教在湘軍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說過“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的話，曾國藩於是將這一思想用於治軍。這句話可理解為：重視“操練”是“破山中之賊”的功夫，“訓教”則是“破心中之賊”的功夫。正因為“破心中之賊”難，所以對於訓教就必須下苦功夫。如何訓教，曾國藩將其分為官兵與兵民兩個方麵。官兵方麵他強調以義理來帶兵。曾國藩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也。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在湘軍中，曾國藩倡導將領要像父兄一樣對待和教導士兵，這樣士兵才會視將為父兄。
曾國藩在訓練湘軍時，極為看重心戰，注重精神聚合力的作用，並以封建倫理中的“紅義”訓化士兵。曾國藩的可取之處在於對湘軍進行了精神訓練和思想動員。
湘軍的特點是，將領都是書生，信奉儒教，如羅澤南等人還是久負盛名的理學家；士兵都是農夫。曾國藩明令不招城市遊手之人，甚至說山民又優於水鄉之民，其對封建製度依附性強，容易受感化教育。曾國藩信守禮法，維護名教，並通過書生出身的將領將這種思想灌輸到士兵中去，因而對將領的訓導尤其嚴格。作為將領，能以維護名教為主義，必忠必信，就能保鄉衛國。
曾國藩長期用儒家思想進行灌輸，產生了極大的效果：湘軍在招募時，往往“募千人，則萬人應之；募萬人，則數萬人應之”，人人樂從軍，個個爭效命，絕無綠營征調離別時的可憐之相；湘軍在作戰時，結硬寨，打呆仗，互相救援，死戰不退，表現出空前的戰鬥力。人數較少的湘軍，最終戰勝了有百萬之眾的太平軍，曾國藩所作的宣傳鼓動和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洪秀全以洋為中用，改造基督教，創“拜上帝會”，構想出一個“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烏托邦社會，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悲哀的是，他所處的是封建專製根深蒂固的年代，孔孟的儒家禮教早已深深根植於人們腦中，尤其是讀書人更以維護孔孟名教為己任而反對、敵對太平軍。曾國藩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通過《討粵匪檄》大造輿論，宣傳自己出師的目的是為了禁殘止暴、救民於水火，揭露對方的殘暴無道，借以瓦解敵方軍心民心。
《討粵匪檄》：“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裏，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減者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這篇檄文，有四段意思。第一段“暴露”洪楊的“殘忍殘酷”，貽禍人民；第二段揭發洪楊的背棄名教，毀滅人倫；第三段指責洪楊侮謾神祗，汙蔑聖賢忠義之士，野蠻無理，假借異端邪說摧毀固有文化；第四段勸人作“順逆”的辯解，一致奮起保國救家。這篇檄文出來後，凡是鄰近湖南的各省州縣，無不傳誦。湖南的讀書人，首先脫掉長衫，率領許多農夫投奔湘軍旗幟之下，抵抗太平天國運動。所以，有人說曾國藩這一紙檄文，可抵得十萬雄兵。
能獲此效果，主要得益於檄文內容的鼓動性。文中關於種種君臣之義絕不提及，隻暴露洪秀全的“罪狀”：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不若……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讀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汙關嶽之宮室，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農不能自耕以罄盡，寸草不留。討洪秀全是“慰孔孟人倫之陷痛，為百萬生靈報在殺之仇，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實鑒吾心！”這是多麼動人的詞句！湘軍中，不外士子和農民，他們都是崇拜孔孟關嶽的，無怪乎“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不休”了。
因此，這一篇《討粵賊檄》收功甚大，其效果較《愛民歌》猶有過之。
六。與其待時，不如乘勢
勢是人生的製高點，要想爭得主動，必須搶占它，利用它。善於用勢，弱者也能變成強勢，辦事就像從山坡上滾圓石，所當者靡，所擊者敗，戰無不勝。
勢有形勢、時勢、地勢、人勢等之分，但是歸結為一個詞，就是優勢。
當權者接手一個新局麵，常會遇到一個矛盾現象：捏怕死，放怕飛；強調立威，怕激化矛盾，引發變亂；過於寬容，怕威嚴不立，政令不行。曾國藩為官一生，知人勤政，功績卓著，但他用兵作戰也不乏陰謀奇計，為人處世也獨具自己的謀身之道。
善於用兵打仗的人，總是努力創造有利的態勢，而不是對部下求全責備，所以他能夠選擇人才去利用和創造有利的態勢。中國古代有一句成語說：“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曾國藩居然都順順當當地辦成了，就是因為他懂得用勢的緣故。
1865年2月，撚軍由河南考城過黃河故道進入山東曹縣。自此撚軍在山東境內晝夜奔馳，經定陶、成武、汶上等地，東達寧陽、曲阜，渡過汶河，前鋒曾達濟南郊外。
兩個月來，撚軍有時縱馬疾馳，有時盤旋打轉，以便迷惑並拖垮敵軍，尋找戰機，將緊追不舍的僧格林沁所部清軍消滅。結果，僧軍“三旬之間，回旋奔波不下三四千裏”，被拖得疲憊不堪，隊伍參差不齊、七零八散，“步隊不及馬隊，駑馬不及良馬”，糧草也接濟不上，“有連日不得一餐者”，人馬相繼倒斃於途，“軍中多怨言”。而僧格林沁本人衣不解帶，“寢食俱廢”，常常“手疲不能舉韁索，以布帶束腕係肩上馭馬”。
清廷一再令其“馬步各隊宜稍微休息，養其銳氣，毋使疲乏”，“穩慎進攻”，並警告他“擇平原地休養士馬，且戒勿輕臨前敵”，但僧格林沁已近於發昏，仍窮追不舍，企圖一舉聚殲撚軍。
這時，撚軍已南走鄒縣、滕縣、嶧縣、郯城，進入江蘇海州、沭陽、邳州，旋又回至山東郯城，並進抵臨城，擊敗山東布政使丁寶楨部清軍，陣斬都司楊西林、守備郭齡鼇等。然後再返寧陽、汶上，西進範縣、濮州。就這樣忽東忽西，時南時北，使清軍疲於奔命，欲罷不能，欲戰不得，從而將戰爭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僧格林沁還誤認為撚軍不堪一擊，已潰不成軍。
四月初，撚軍彙集了範縣、濮陽以南，鄆城以北的水套地區抗清武裝後，到達菏澤一帶。這時撚軍共有馬步精銳數萬人。他們來到菏澤以北的葭密寨、郝胡同、高樓寨附近，做了周密的軍事布置，撒下了天羅地網，以待僧軍到來。撚軍將士還相互鼓勵說，“前有黃河，後有追兵”，“若戰而北，則全軍盡覆，無一能生者，不如拚死向前”。從而堅定了必勝信心，並確定了詳密的作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