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居高位，手握重兵，可謂是權傾朝野，功高震主，但他依然能從容應對，泰然處之，最終還能全身而退，而不被皇家所猜忌、疑慮。這主要得益於曾國藩的為官之道，即對清皇朝忠心不二，為人處世低調謹慎，不展露顯擺自己的鋒芒和地位。
一。為官之道，不犯巨室
所有當官的人都明白的一個道理，那就是不得罪巨室，即勢家大族。
過去，胡林翼處處忍讓旗人官文，甚至不顧他二品大員的體麵，當官文的小老婆過生日時，率領所有文武一同賀壽。到了曾國荃與官文相處時就不一樣了。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關係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摯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並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遝拖長，首尾不相顧。”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惟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
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的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而以曾國荃的性格，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暴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
軍機處派出專查此案的欽差，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連閱前後兩折，直如兒戲，真足以令人噴飯”。甚至有人認為，曾國荃指責官文“肅黨”一事不實，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國荃誣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麼損害。
但此後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被紛紛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參劾事件所引起的後果。
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久耶，思之悚惕。”“去年年終考察，吾密劾者皆未動，知聖眷已差，懼不能始終，奈何？”
9月13日，曾國藩奉到上諭：“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曾國藩深知，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並非是對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隸，上下矚目，隻恐難以任久。可及早辭謝，又難於為陳請開缺的措辭，真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為此，曾國藩不得不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官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
二。廣結同盟，共同進退
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在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
任何一個團體在發展中都會遇到“自立門戶”者從團體中剝離的事情，這也是一個很棘手的難題。一般而言，當一個團體沒有形成氣候時，如果不能正確確立內部分配機製，優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門戶。
如果屬於一般人員“出走”，當然不會對事業乃至團體構成危害；但如果屬於決策層、核心層，對此就不能掉以輕心。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任何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
關於鼓勵人才，曾國藩有一條很重要的經驗：“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氣氛。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
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馬斯洛說：“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人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
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鎮壓太平軍時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但同時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態度，都體現了他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惟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令李鴻章終生銘記。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說：
“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遠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借湘軍榜樣“為皖人之倡”，以陶鑄淮軍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製。曾國藩認為湘淮軍同出一源，必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
對於左宗棠，雖然左宗棠在多種場合曾對曾國藩有微言，兩人也幾年不通音訊，但曾國藩認為左宗棠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以兩人的不睦而心存芥蒂。在議收新疆時，他第一個薦舉左宗棠，同樣說明他的胸襟。而左宗棠在收新疆中表現出的傑出才能，也說明了曾國藩的知人之明。
由於曾國藩在屬下自立門戶的問題上政策開明，適時加以鼓勵，湘軍的力量發展很快，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統一性，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袖。這使曾國藩的事業規模迅速擴大。十年的時間，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相近者就有二十餘人。這些軍隊與督撫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照應，更使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