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主張立法執法必須嚴肅認真，認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認真執行。他說，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爾後更改，則不如不輕議法令為好。他強調執法必須從嚴，但並非漫無條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
曾國藩主張重禮慎法，禮法結合，以治天下。他強調禮，但又充分注意法的重要住，認為五刑是“不易之典”。禮與法隻是順序上的先後而已，即所謂“不當以賞罰為先”。這是對西漢賈誼“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和東漢陳寵“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人刑，相為表裏”思想的實踐。
曾國藩重視法刑、主張法治的重要表現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隨便贖罰。他稱讚西漢匡衡、東漢吳漢不願赦，三國時用劉備、諸葛亮不談赦。認為赦免會使子孫不肖、士兵傲慢。
曾國藩雖說贖有定數，不排“過失”、“老疾”，似乎特殊情況可以贖罰，但他又強調“於詞訟罰捐，楊行停止”，主張有罪必罰。
曾國藩之重視禮義綱常，主要表現在他在整頓吏製和以法治軍隊時禮義的特別倚重。整頓吏製的主要措施在於選拔有品格、有才識的人來執法，隻有選用這樣的人才來執法，來管理一方民眾，才可能真正地實現法治“公正”、“廉明”的要求。
人的思想約束著人的行為，人的行為是人的內在思想精神的表現。曾國藩的“思想”、“行為”兩手抓的治國之道，也許就是今天中國領導者“講政治，講法製”，“民主與法製”並重，“兩手抓”思想的先驅。
曾國藩認為，禮體現為仁與義，仁、義能使人“心純”，“心純”則賢才輔佐，而賢才輔佐則“天下治”。“天下治”是由於仁、義能“化萬民”。
五。敢言直諫，權宜處之
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
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但曾國藩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卻越敢於擔負責任。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成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1850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重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二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配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成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務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呢？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宿，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毫絲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隻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借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侈奢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棱，有事的時候哪裏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迂腐久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麵表現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回信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鹹豐的缺失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確實大了許多。
六。推行洋務，強國為民
曾國藩一生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二是首倡洋務運動，並付諸實踐，成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之父”。
曾國藩原是一個正統的封建理學家，以後演變為最早的洋務派大官僚，在當時位高權重，由傳統的封建統治思想轉變為一種新的思想體係，對內維持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不平等條約從各方麵保證了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成為它們傾銷商品和鴉片的市場，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清政府為了支付賠款和滿足更加奢侈糜爛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剝削，階級矛盾鬥爭日趨尖銳。早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的農民起義，終於彙成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麵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素抱有“救世”之誌的曾國藩，為挽救清王朝的滅頂之災而開始探索救國之路。
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曾國藩重視並引進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認“逆夷所長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與資本主義列強抗衡的過程中，承認資本主義列強的力量強大，他說：“當此積弱之際，斷難與爭刀之末”。
洋務運動是在農民革命的大風暴中產生的，有絞殺農民革命的一麵，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是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傳統走向近代的裏程碑，從這點上說，它是具有相當革命性的曆史變革。
洋務運動把“師夷長技以製夷”從紙上、口頭上變成行動，使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社會結構及社會麵貌發生了變化，中國社會曆史前進了一大步。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開創者。
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一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認同。
曾國藩作為一個封疆大吏，他倡導和創辦洋務，其流風餘韻對晚清影響很大，他開創了洋務運動的先河，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曾氏早年潛心於程朱理學的研究，但他並不囿於理學的空談，而倡導經世致用，也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僚，隻知安享富貴尊榮，他麵對國家民族深重的危機，承襲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觀點，主張向西方學習以求富國強兵。他曾倡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求時第一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