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活動為閉塞的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為日後的留學運動奠定了基礎。在這120名學生中，湧現出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種專業人才，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曾國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曾國藩會有如此先進的眼光，主要是他懂得從讀書中求變的道理。在他的幕府中，有一大批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如倡導西學的馮桂芬，精通邊境史地學的張穆、何秋濤，著名的科學家徐壽、華衡芳，還有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他們代表了當時最新的觀念，大大充實了曾國藩的幕府，同時也使他得以全麵了解時代形勢發展趨勢，做出正確的決策。對於上述幾位的著作，曾國藩大多拜讀過，對《朔方備乘》和《校那廬抗議》《幾何原本》等書還有專門的評價，並且讓精通數學的兒子曾紀鴻為《幾何原本》譯本作序。曾國藩的這種讀書習慣，一直到死都未改變。臨死前，她的枕邊還放著一部《理學宗傳》。
許多人把讀書看作是讀書人的事，而且把讀書人視為不懂世事的迂腐之人，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偏見。的確，讀死書、死讀書的大有人在，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這樣的人都不懂得讀書求變的真正意義，所以才把讀書當做一種脫離世俗的事情。實際上，從古至今，沒有一本書是與人類社會無關的，每一本書都是通過不同的形式對人生、社會的理解和表現，都算得上一種智慧。善於讀書的人，就能汲取其中精華，自動地剔除其糟粕，使之成為自己進步的積澱。人類文明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書籍這種形式進行的。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書籍代表著知識，而知識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一個人各方麵能力發展的源泉。為何古人信奉“學而優則仕”？因為他們認為，讀書讀得好，學問做得好，其素質必然就高，能力必然就強。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管理好國家，才能為官。由於古人過於篤信舊知識的魅力而未能及時更新，這一信條的作用也被大大打了折扣。然而對當今社會來說，知識正在成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甚至一個人進步、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力量，知識作為一個人求變的最基本因素，日益受到廣泛的重視，而獲取知識最重要的途徑就是讀書。
比較古今，不僅得不出曾國藩讀書求變這一方法已顯得落後保守的結論，曆史的發展恰恰進一步驗證了這一方法的正確性。也許我們仍然可以套用那句“學而優則仕”的古語，並把它的範圍擴展得更廣闊。那就是，在當今社會中，如果學問好、有知識，就必然能獲得成功；如果想在現代社會中凸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增加自己的知識，讀書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之一。
作為一位極具現實感的政治家，曾國藩以超前的敏銳目光覺察到西方科學技術的精妙之處。個中原因，在曾國藩的眼光看來，便是西洋人的“專精”所致。同治十年（1871）八月，曾國藩在致吳六廷的信中說道：“凡事患在不為，不患不能。西洋技藝所以卓絕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臻絕詣不止。心愈用則愈靈，技愈推則愈巧。要在專精，非其財力聰明果遠過於中國。”
三。自強自立，不借外援
近代中國的官僚士大夫，他們所處的世界，他們所麵臨的外部環境完全變了。因此，不能一講“和”就是“賣國”。所謂“處世大法”，當然包括如何與外國人相處。如何與外國人、比中國強大得多的外國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確實搖搖欲墜了，連中國內部的問題，也需要借助外國人來解決。1860年10月，恭親王奕？正式向鹹豐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聯合“洋兵”鎮壓太平天國。鹹豐帝將奕？的奏折發交兩江總督等密商。
在曾國藩看來，中華之難，應中華當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依然曆曆在目，它促使曾國藩等人對肆無忌憚踐踏中國主權的侵略者懷有極大的戒備心理。他們認為，“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解決困境的辦法在於徐圖自強，最好的辦法應是借助先進技術來盡快鎮壓農民起義，抵禦外海，“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可以剿發撚，可以勤遠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
對於奕？等人所提出的助剿問題，曾國藩出於為官不得罪巨室的處世觀，不好斷然反對。同時，也因為安慶大戰正酣，湘軍主力全部傾注於此，他無力抽兵揮師東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複強調的是中國“足以自立”，並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後，每多意外要求。”曾國藩的意見，刺痛了鹹豐皇帝的隱憂。有鑒於此，奕？也感覺，“借夷剿賊，流弊滋多，就現有兵力設法攻剿，不可貪目前小利而貽無窮之患”。“借兵助剿”之論遂被暫時擱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銳十萬餘人，分五路水陸齊進，向上海發起進攻，手足無措的上海官紳一方麵去安慶向曾國藩乞師，另一方麵，則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時，曾國藩正全力舉兵去實現克複金陵的計劃。對於上海官紳的求援和朝廷一口四次嚴諭救援，他感到進退兩難。攻克安慶以後，曾國藩所麵臨的是更為艱難的攻堅戰，兵力不足，是一時難以觶決的問題。雖決定由李鴻章組建淮軍東援，但仍需要一段時間的準備，方能成軍。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急。
與此同時，以慈禧太後、奕？為首的統治集團，已有明顯傾向，命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住京的英、法使節進行磋商，並告之江蘇巡撫薛煥：“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克日辦理，但於剿賊有俾，朕必不為遙製。”上海官紳更是急不可待，在沒有得到朝廷批準之前，便已付諸行動，成立了中外會防局，並草擬了《籌論借師助剿章程》八條，中心是會同英法聯軍助守上海，並將助剿蘇州等地。
對於這種先聲奪人的做法，憑曾國藩之力是無法阻擋的，但他對於各西方國家的戒備心理，並沒有減弱。為此，他隻好爭取退而求其次方針，同意已確定的“借兵助剿”的決定，但提出應隻限於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內地，“寧波、上海皆係通商碼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口，借兵助剿，不勝為笑，勝則後患不測……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複中國之疆土，則不可”。
對於西方列強同意“借兵”他主張應采取慎重態度，盡可能地去籠絡，以借用其堅船利炮，而不能聽之任之，留下遺患。為表明心跡，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視，曾國藩一連！三奏，並寫信給恭親王奕？，在《籌論借洋兵剿賊折》中，他再次強調：臣當細思事中之曲折。既從借助外國為深愧，尤以無兵“會剿”為大恥。
為了促使朝廷能重視並采納他的意見，他最後袒露其誌，請朝廷放心，曾國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複江南。
中國之寇盜，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裏，發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複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焰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難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詒譏於後世。
曾國藩的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對西方列強的猜忌與提防，便打消了借師收複蘇、常的念頭。此後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於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寧波二處。
曾國藩認為，要製洋人，不該在取稅的多少、禮節的恭謙或傲慢上著眼。內地民眾處處取媚洋人而鄙視華人，借洋人而壓華人，確實可恨、可惡！但遠見之人還不宜在此著眼。我們的著眼處，還應比這更遠一些。洋人進京，不傷毀宗廟社稷，眼下在上海、寧波等地，幫我們攻剿發匪，兩處都對我們有恩德，我們中國不該忘掉大處，而怨其小過失。
要追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槍炮、學造輪船等為入手之處。隻要把他們的長處讓我們都有，和順時報他們的恩德，有器具；相逆時要報怨，也有武器戰具。如果我們沒有可以憑恃的武器戰具，那麼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們是罪過，以德對他們也是罪過。
四。治國之學，仁義為先
中國曆史發展到了清朝中後期，道光鹹豐年間，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變得越來越無以為繼了，成了所謂法敝、民頑、吏貪、兵惰的社會，適逢內憂外患，西方列強紛紛東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滿清王朝搖搖欲墜，幾成無可收拾之象。
作為建權幾百年的合法政權——清朝的臣子，以曾國藩等少數號稱“一代中興名臣”的封建末士憑借一己之力，和對君、親、家國的強烈的責任感與進取的人生態度，挽救清王朝於狂瀾之即倒，大廈之將傾，致力於移風易俗，整頓吏治，發展經濟，剿滅內憂，克服外患，使清朝的統治得以延續了數十載，免於崩疽於一旦，其才學智慧實在不可虛無以待，值得後人認真研究一番。
曾國藩反對做死學問：“有所宗而無所逸”，主張學以致用，觀察社會，研習社會，當國家有危難之時，能夠效命馳驅。可見，曾國藩學問的本色乃是經世致用。至其思想學術，亦皆本於實事求是。
清朝政綱敗壞、人心不古的狀況，為當時很多有進步思想的人和正直的士大夫所詬病不已。其中尤其是吏治的腐敗，幾乎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曾國藩在奏疏中直言無忌，直陳皇上，對官場的腐敗風氣痛加揭露：“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為，將來一遇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國藩將頹敗、黑暗的官場風氣與人才問題聯係起來，主張選賢任能，更新吏治。
治國當然離不開人才賢能。曾國藩當然也明白，提出了“人才”的問、題，也許可以解決一時的問題，但更根本的乃是移風易俗，重振禮教綱常之說，從根本上改變官場風氣。再由士大夫官吏以身作則，醇化民風習俗，使“頑民”經教化之功度。
由於深受儒家學說的熏陶，曾國藩認為治國以綱常禮義為先，這是囿於時代局限所決定的，因為綱常禮義是“性”與“命”，即所謂“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教、孝、慈。其必以仁、教、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無論是“三綱”還是“五倫”，都是一種天性天命的禮，誰也不能違背。
曾國藩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於禮”，主張“治國以禮為本”，強調肇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以禮自治”和“以禮治人”，把禮看作統治權術不可須臾或缺的法寶。但他又認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離不開法製。為此，極力讚賞周敦頤的法製觀：“聖人之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催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甚至將唐虞以後的五刑稱作為“不易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