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曾國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右眼已盲，左眼唯餘微弱視力，又得了眩暈症，幾乎無法辦公。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甚至將壽木都運到了保定。他接旨之後深感教案難辦，怕辦不好一生努力化為灰燼。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為由，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臨行前，給他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書中強調此事絕難措手，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於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向他們交待後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長逝後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
留書之後，曾國藩率領趙烈文、薛福成、吳汝綸幾個幕僚和少許兵弁，冒著七月酷暑，帶病登程。
當曾國藩要來津審案之際，天津的官員士紳多把他看作是敢於反對“洋教”的官員，大家都還記得他於1854年所作《討粵匪檄》中有反對洋教、護衛儒道之論。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門前，早有眾多官員、士紳及百姓，包括與案件有涉的人前來迎接，並攔轎鳴冤。曾國藩見大眾對他猶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轎傾聽。官紳們你言我語，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壓中國百姓，如何虐殺中國幼童，如何槍擊中國官員等情況又敘述一遍。這些情況，曾國藩在離開保定前多已了解。還有人跪拜轎前，稱頌曾國藩《討粵匪檄》中痛斥洋教，捍衛中國儒道的英明，說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動便是遵循檄文之大義，以旁挾之舉人聖人之道的體現，求曾國藩明察士民愛國衛道的苦心。更有人形象地敘述育嬰堂如何迷拐幼兒、婦女，如何挖心入藥，並說親見幼兒屍身五髒被挖去，腐爛時從外向裏爛，而不是通常的由裏向外爛。
從自己的心理出發，曾國藩對洋教無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傳入，康熙年間興盛。但因該教與中國的傳統習俗發生衝突，一些傳教士又參與雍正、乾隆的宮廷鬥爭，便被嚴禁。而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吃了敗仗，朝廷才被迫允許洋教來中國活動。洪秀全就是拿這一套思想組織民眾揭竿而起的。
然而，這次自己麵對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國皇帝允許傳教的英、法、美、俄諸國。它們的軍事力量遠比中國強大，絕不能輕易與之開戰。上諭明文令他“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讓他“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絕不是讓他得罪各國，更不能把關係搞僵引起國際爭端和武力衝突。
既然不能違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麼如何麵對輿論的壓力，如何向天津官紳士民交待，就使他更加為難。他從《邸報》上看到朝內外對天津教案異常重視，輿記攻擊崇厚賣國媚外，恭親王奕？、內閣學士宋晉、翰林院侍讀學士袁保恒、內閣中書李如鬆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說天津反洋教是義舉，對洋人應采取強硬態度，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人洋教、懲罰媚外的崇厚等官員，這些雖然都是空談，但對早已怒不可遏的廣大群眾卻極易起到煽動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洶洶，猶如一堆幹柴，遇上火種便會騰騰燃燒。現在，輿論認為崇厚賣國，而以為曾國藩會替天津人出口氣，所以對他抱著希望，等著他來為受害的百姓說話，因而並未發生大的行動。一旦他有違眾意，大家希望破滅，究竟會出現何等結果，他心中的確無數。如果天津大眾不服他的處置，教案不僅處理不了，可能還會繼續擴大事態，後果不堪設想。
他從心裏討厭崇厚這樣的人。但是，崇厚對洋教的認識，尤其對中國某些愚昧群眾的認識卻很正確。對於洋教“挖眼珠，吃人心”的說法，本來他就不信，全國的教案裏並無一例可以證實外國洋教會有此殘暴行為。
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態度，天津人也一定會如對崇厚一般痛罵自己賣國、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牽扯的國家眾多，各國聯合起來，對中國造成的壓力極大；而反洋教的群眾麵廣，同時包括政府官員和士紳。雙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讓，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待。
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齊美的好辦法。看來這次天津之行絕無好結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樣的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了。然而自己一生的名譽難道真的要毀在津門嗎？曾國藩舉步艱難，進退維穀，他後悔當初不該來天津，後悔沒有請求朝廷另簡大員，自己獨自走上了這個四麵懸崖的絕途。
曾國藩堅持以“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引起國人的強烈義僨。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辦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後，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證實之後都紛紛來信勸說、指責，而與他不相幹的官紳士人則對他大張撻伐，每天責問他的信件從京津、三江、兩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萬人聲討的輿論包圍之中。他惶恐而又痛苦地寫道：庇護天主教本屬正理，而引起“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詬罵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吾身。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師虎坊橋長沙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並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
王閩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勳名毀於眾謗之中。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這次莫可辯解的恥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願再多活一天，隻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
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說話了，隻是反複地自言“內疚神明，外慚清義”。他後悔自己在“剿撚”無功之後，沒有“退處深山”，以後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皆係畫蛇添足”。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曆史，無論是主戰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講和簽約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辦事，原已意識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後，國人不罵慈禧太後，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著曾國藩變成他們的替罪羊、犧牲品，使他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於遭受唾罵，有口難辯的困境，但卻不置一詞。
但他明知而不懼，反映了他願為大清朝擔負一切罪名的勇氣。這與他對末世之官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的認識是相通的。
曾國藩不滿綠營軍的就是他們有功便搶，有難便逃。在他得知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時，寫了這樣一封信：“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定，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猝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弟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功夫，到處皆坦途矣。”
後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1878年奉命擔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後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來時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須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從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後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義，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勢態，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辦法。”
曾紀澤的一席話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慈禧聽後，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左宗棠曾說：“紀澤能說出他父親的實情，可以說是沒有辱沒他的父親。”這也是一個例證。民國時徐一士所著《曾胡譚薈》中說，曾國藩是對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所以摒棄了聲名以顧大局，無愧於“公忠體國”。若是那些輕名重利之流，則未必可以像曾國藩那樣做。
八。天下為先，挺身進取
理學向來以是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如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誌向。
曾國藩以書生起家，在國事多艱之際也不滿足於一個文人的道路，不計人言，躬身擔當。他的孫女婿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引用曾國藩曾說的話：“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傳曾國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這麼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請來了一位貴客，準備留這位貴客在家吃飯。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間已近中午，兒子還沒有把菜買回來。老翁很著急，就到窗口去看，隻見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在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麵對麵地站著，互不相讓，阻在那裏了。看到這種情況，老翁急忙出門，趕了過去。他對挑京貨擔子的人說：“老哥，我家裏來了客人，正等著這些菜去做飯。請你行個方便，往水田裏讓一讓，等我兒子過來，你老哥也就過去了。這不是兩個都方便了嗎？”那個挑京貨擔子的人說：“你叫我下水，你兒子怎麼不下水呢？”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裏，擔子裏的菜就被水浸濕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裏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裏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裏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麼叫我讓路呢？”老翁不能說服此人，便挺身過去，毫不猶豫地說：“來！來！這樣吧，我下到水田裏，你把貨擔子遞給我，我頂在頭上，你空著身子從我兒子的身邊閃過去，我再把擔子交給你。這樣行嗎？”老翁說著就脫下鞋襪準備下田。那人看到老翁如此舉動，覺得過意不去，就說：“既然您老人家這樣費事，我就下在田裏，你把擔子遞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