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字指的是不畏艱難，挺身入局，敢於擔當。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曾國藩主張積極人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早在青年時期，他就時刻等候著國家的召喚和委任。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勇赴國難，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
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麵臨危亡時，他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又奉命剿撚。剿撚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以散員周旋其間，維湘、淮之軍心，通吳、楚之血脈，絕不作置身局外之想”。他回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導致戰爭，退讓較多，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他自己也“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結果被調回兩江總督任上，由李鴻章接辦。
曾國藩辦事妥當與否，姑且不問，他絕非“賣國”，則毋庸置疑。後來李鴻章辦理，基本上維持原議。如丁日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任事，挺身入局，其動機不說，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借鑒的。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時，鹹豐皇帝剛剛登上寶座，對處理國家大事還沒有多少底氣。不過他畢竟是有才能之輩，很快便沉著起來了，采用了下臣的“以漢人治漢人”的建議。基於曾國藩的名聲，鹹豐皇帝的將點到了他的頭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聖旨之時，曾國藩正在家裏守喪。從內心出發，曾國藩還是想去建功立業的，但是，母親的喪事還沒辦完，自己正處在守喪期，如果輕易答應，恐怕被人恥笑。所以他放出話來，要守喪，不能遵旨。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曾國藩寫好了奏章，準備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燾對曾國藩發起了一場遊說活動。然而曾國藩好像鐵了心，就是不答應。後來郭嵩燾搬出來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國藩看到時機已經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衝動，也無法推辭了，於是上演了一場“投筆從戎”的好戲。從此，他開始了一場“文人幹武事”的艱苦大業。
曾國藩雖然領了旨，但是，實實在在地說，他絕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皇帝雖然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去辦理軍務，但是，擺在他麵前的問題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呢？這也是曾國藩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麵對重重困難，曾國藩在一步一步地前進。
他認為，清政府的八旗兵、綠營兵是無用的軍隊，自己訓練的士兵應該有更大的戰鬥力，應該有獨特的精神。直接辦團初期，曾國藩的主要任務是“辦匪”，也就是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可是太平軍很快就從廣西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湖北……
曾國藩是一個慢郎中，而鹹豐皇帝的心病卻是急驚風，因此，皇帝急忙下旨，要曾國藩出兵攻打太平軍。白手起家的曾國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能征慣戰的軍隊的。湘軍剛剛建立，用這樣的軍隊去與太平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
出兵還是抗旨，對曾國藩來說，無疑是非常難辦的，沒有“挺”功是不行的。
1853年，太平軍打到了湖北的蘄、黃一帶，湖北省會武昌告急，皇帝下令曾國藩出兵增援湖北；1853年底，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安徽廬州（合肥），皇帝第二次下令曾國藩火速率兵救援；1854年2月，太平軍攻破黃州清軍大營，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國藩立即趕到武漢救援。
曾國藩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是他更清楚，太平軍絕非一般的農民軍，而是訓練有素、戰鬥力很強的軍隊。曾國藩知道，沒有一支勁旅是絕對不能出征的。當時，曾國藩的湘軍雖然有了一定的規模，與一般的小股農民武裝戰鬥沒有大問題，但是如果要與太平軍作戰，沒有一支熟練的水軍和一支成熟的炮隊是萬萬不可能的。他下定決心，船要大船，炮要洋炮；造船要精工良木，買炮不惜重金；大船、洋炮不齊，絕不出兵。
曾國藩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談到了這方麵的問題。他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巨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真可以說是“千呼萬喚不出來”。鹹豐皇帝認為，太平軍攻勢淩厲，政府軍兵力不足，調曾國藩的湘軍是為了解決兵力不足，當個幫手；而曾國藩認為八旗軍和綠營軍是沒有希望的，隻有依靠湘軍才能最後解決問題，才能最終完成任務。由於君臣之間的想法不一樣，所以產生了矛盾。
曾國藩多次上奏說，“事勢所在，關係至重”，不能草率而出，並向朝廷建議“實行四省聯防”。鹹豐皇帝對此很不滿，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覽汝章，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
這樣的話，與指著別人的鼻子大罵有什麼區別？
從這種譏諷的口吻中可以發現，在鹹豐皇帝看來，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自吹自擂的書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一次下令曾國藩出兵。
曾國藩並不因為自己受到了譏諷就出兵，上奏說：“臣自知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賁事貽笑於天下，臣何以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隻有痛苦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
曾國藩的這一片血誠還真的打動了鹹豐皇帝，從此不再下令催促他增援外省，並且禦筆朱批對他進行安慰；“成敗利鈍故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
曾國藩數次抗旨不遵，不但沒有引起皇帝的不滿，反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看來曾國藩是“挺”之有理的。當然曾國藩對此更是感激涕零。很多年後，曾國藩對此還是念念不忘。在九江戰役中，原奏折的底稿與他的船一起落入了太平軍的手中，於是他專門派人去京城抄回原來的奏稿與鹹豐皇帝的“朱批”一起保存，以顯示皇帝對他的“恩遇”。
曾國藩不出兵，不僅違背了皇帝的命令，也拋開了師友的情誼。
湖北發生第一次危機的時候，他先接到了皇帝的聖旨，接著又接到了湖廣總督吳文鎔的求救信。
吳文鎔何許人也？他是曾國藩的老師，兩人的關係十分密切，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交，曾國藩都應該出兵救命。但是他不肯出兵，害怕敗在太平軍的麵前。
曾國藩懷著十分痛苦的心情給自己的老師去信，細細地說明不能出兵的道理。吳文鎔被完全說服了。後來吳文鎔又被太平軍圍困，反而給曾國藩去信，勸曾國藩穩重。信中說，“我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複他望。君所練水師各軍，必等稍有把握，然後可以出而迎敵，不要因為我的緣故，輕易率兵出師。東南大局，全仗你一個人了，務以持重為意。我雖然是你的老師，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我的作用不如你。希望三思”。
曾國藩不出兵救他的老師，心裏的滋味隻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老師雖然理解他，但是，吳文鎔的死給曾國藩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吳文鎔在清政府裏有很高的地位，隻要曾國藩有什麼麻煩，他都會挺身而出，處處為曾國藩說話。吳文鎔一死，曾國藩失去了一根支柱，後來在政治上常常陷人困境，沒有人替他說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老師死了，沒有了政治上的依靠，是曾國藩在這場抗旨風浪中的一大損失。曾國藩的另一大損失是江忠源的戰死。
江忠源是湖南新寧人，早在道光年間就認識了曾國藩。當時，江忠源不過是一名舉人，而曾國藩已經是二品官了。曾國藩從那個時候起，就與江忠源關係密切，江忠源把曾國藩當成老師。早在1847年，江忠源就組織了一批鄉勇，鎮壓了青蓮教起義，因此獲得了知縣的官職。
有人曾經開玩笑說，做學問，曾國藩是江忠源的老師；而辦團練，江忠源是曾國藩的老師。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1851年，江忠源的父親去世他回家守喪。太平軍起事以後，他就帶領招募來的鄉勇前往桂林、蓑衣渡等地與太平軍交戰。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就是在蓑衣渡與江忠源作戰而死的。1853年，江忠源被賞賜二品頂戴，不久升為安徽巡撫，官在曾國藩之上。
江忠源在廬州破圍，情況非常危急，鹹豐皇帝緊急下令曾國藩救援。可是曾國藩忍著巨大的悲痛，因為兵丁還沒有訓練好，就是不發兵。最後，江忠源戰死。
曾國藩是一個書生，打仗對他來說，無異於趕鴨子上架，所以他與江忠源秘密商定，要精心訓練一萬精兵交給江忠源，讓他去完成消滅太平天國的重任。可是江忠源一死，使得曾國藩不得不親自出馬，可謂“逼上梁山”了。
“挺”作為一種心理素質、一種謀略，包含著眾多的人生真諦。其基本的一點就是要“挺”得過去。“挺”必須有點大公無私的精神，所謂“眼底無私天自高”。如果曾國藩“前怕狼，後怕虎”，既怕在皇帝那裏獲罪，又怕對不起師友，那麼，曾國藩就不是曾國藩了。
曾國藩認為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人們心中充滿了物欲，奸邪虛偽的人為各自的利益互相鬥爭，給社會帶來災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責任，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於是人們紛紛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躲避看作是羞恥的事情和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