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葉，法國詩人謝閣蘭來到成都，他把成都想象成“世界盡頭的大城市”。對於西方人來說，中國處在東方的最邊緣，在它的東麵，再也沒有陸地可言，所以在謝閣蘭看見成都這座大城市時不免有奇幻之感。他對成都的印象除了絲綢就是成都的商業繁盛，這一點同馬可·波羅有些不同，馬可·波羅看到的是水城風貌，詩人的感覺同旅行家不太一樣。謝閣蘭在《中國書簡》中寫道：成都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城市，人氣很旺，但不俗氣。不太整潔，也不太複雜。街上鋪著石板，灰紫色，踩上去很舒服。街上是來來往往人的腳步聲，在石板上行走時發出嗒嗒的響聲。街上有許多大的絲綢店，絲綢不斷地買進賣出……成都在詩人謝閣蘭眼中就是一座錦繡之城。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希臘人就把中國稱做“塞裏斯”，意為絲。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而希臘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通過帕提亞人認識了中國的神秘紡織品——絲綢。這些神秘而又神奇的絲綢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輾轉萬裏運抵帕提亞帝國的。
據史載最早的蜀王叫蠶叢，到了周代末期，開明王朝定都成都，成都就一直是蜀地的政治經濟中心。早在四千五百多年前，蜀人就已向中原輸出先進的養蠶技術，從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大型青銅縱目人麵具和雕刻在青銅柱形器上酷似蠶身的燭龍，以及巴蜀青銅器上的許多蠶紋和采桑圖像來看，早在商周時期，蜀人就掌握了熟練的養蠶繅絲技術。從遺址中還發掘出三種形式的紡輪，其材質屬陶、石兩類，陶器上還有大量繩紋、網絡紋等，這表明遠在結繩記事的新石器時代，蜀人就掌握了較為先進的紡織技術。古蜀國是當時中國和世界桑蠶業第一發源地。蜀錦是中國四大名錦之一，居宋錦、雲錦、壯錦三錦之首。蜀錦有四種，一是土貢錦，是進獻給皇宮的；二是官告錦，是上等官吏用的；三是臣僚襖事錦，供普通官吏使用；四是廣西錦，留作貿易用。當年唐中宗給安樂公主置辦嫁妝時，成都進獻了一條“單絲碧羅籠裙”，上麵的花鳥用細如發絲的金絲織成。這種光彩奪目、富麗堂皇的古錦，其價值勝過黃金。
早在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就在《中國》一書中首次將“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其後，德國東洋史學家阿爾馬特·赫爾曼在其名著《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文中，將絲綢之路進一步延長到通向遙遠西方的敘利亞，因為敘利亞也是中國生絲較大的市場之一。這條被國際公認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北方絲綢之路，其實，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這一命題時他不會想到中國的西南地區早在秦漢以前就開通了一條南方絲綢之路，也不會想到更早的周朝，中國就從渤海灣出發到達朝鮮和日本，進行了絲綢文明傳播，並在漢唐時期就在南海開通了海上絲綢貿易之路。
遠在四千多年前，川商從成都出發就有幾條道路通向沿海和南亞、東南亞進行貿易。南方絲綢之路遠較北方絲綢之路更早開通，北方絲綢之路更有盛名是因為：一條是皇家官道，另一條則是民間商道；一條有司馬遷和班超等人在重要的史著中的描述，另一條則很少有文人加以記載；一條基本上是康莊大道，另一條則是在峽穀峻嶺中穿行……但無論如何，南方絲綢之路——一條川商踏出的民間商道，在曆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它是商路，又不僅僅是商路，它是東西方文明的紐帶。在這條小道上印滿了無數川商的腳印，布滿了數不清的川人的墳塋。它因商而辟，因商而興，也因商而得以流傳，最終也因商而被廢棄。蜀地的馬幫馱運著絲綢走出盆地，踏上崎嶇的山道，翻山越嶺，遇河涉水，進行著最古老的貿易，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巴蜀通往南亞、西亞和歐洲的商道，是由川人開辟的貿易通途，那時還沒有猶太人的商隊，更沒有晉商和徽商，卻已有了川商。
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等都不是本土所產，而是海洋貿易的產品。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發現邛杖和蜀布，說明巴蜀到身毒（印度）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古代稱做“蜀身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