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幾十萬解放大軍兵臨成都，一時間四川來了大批晉、豫、魯、蘇的幹部，現在成都的家庭有許多都是那時由北方南下的幹部同當地人結合建立的，如今活躍在成都的四五十歲的人不少是南下幹部的後代。他們生活在各種機關大院裏，同真正的成都市民的生活有不小的差異，成都的生活並不都是喝茶打牌，還有另一種活法。
母親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她那家醫院的院花，如今已經七老八十的母親一提到當年自己的美豔仍自豪不已。母親常在飯桌子上用筷子敲著父親的碗稱讚自己的大美，並強烈要求父親出來證明這一點。父親正是當年的南下幹部，同地道的成都女子結婚，組建了我們這樣一個大家庭。對於母親的要求，父親總是笑吟吟地不置可否，並聲明自己也是當年的超級帥哥，反過來要母親來證明這一點。
北方人和南方人結合，生出的孩子不僅高大，而且俊美，這也許就是雜交的優勢使然，不似純種的當地人，大多矮小，當年從身材上就可以區別本土人和外地人。鄰居們都叫我們北方侉子，說是吃高粱、玉米長大的，不像本地人吃的是米飯。對於父母在飯桌上的扯淡，我們兄妹一個個笑扯扯地數著飯粒，對父母的這種自吹自擂表示懷疑。這時候母親就要大張旗鼓地去翻她的相冊，果然翻出幾張美女照片，但我們兄妹一看便忍俊不禁，隻差把飯噴出。母親紮著武裝帶，背著軍挎，梳著劉海，做出撒種子開花的動作，一臉的理想主義色彩，見我們嘲笑就使勁解釋說你們是不懂時代背景，那年代時興不愛紅裝愛武裝，這種打扮在當年就是最酷的造型了。
我們家住在一個部隊大院裏，那年月這種部隊大院或機關大院很多，這有別於住在街上或巷子裏的居民，那些人被叫做“街娃兒”，大院裏的人則趾高氣揚，自稱“機關人”。住在大院裏意味著供應有保障，每星期都可以看壩壩電影，還有澡堂，這些都是居民享受不了的。我的那些同學為了能混進大院來洗澡或看電影，常要用些小恩小惠來收買我，我們把這叫做“舔肥”。但他們背地裏還是把我們叫做侉子，認為北方來的人太土。這一點隻要見了父親的照片就可以證明。
父親的照片確實可笑，梳著王保長式的分分頭，圓口布鞋，唯一的裝飾就是中山裝的口袋裏插著一支鋼筆，怎麼看怎麼土，但父親的長相確實很帥，隻是打扮得土裏吧唧，一看就知道是剛進城的農民，成都話叫地皮子還沒踩熱。父親是十八軍的老戰士，隨軍徒步進軍西藏，英勇善戰，但對城裏人來說就顯得憨癡癡的，作為院花的母親怎麼就看上了這麼土氣的父親了呢。母親解釋說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女們的擇偶標準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每月30元生活費。政治可靠，出身貧農，丈母娘在居委會”。這種解釋自然引得飯桌子上的我們一片歡聲笑語。
五十年代的美女們還可以撲一點粉，塗一點口紅，甚至於跳一跳交際舞，參加聯歡會，到了六十年代到處都是鐵腳鐵臂鐵肩膀的鐵姑娘。我的小姨就是這麼一位，紮著兩根大辮子，一甩一甩的，她那時正同姨父談戀愛，整得偷偷摸摸，跟搞地下工作一樣。那時美女們都愛去春熙路上的耀華餐廳吃西餐，耀華餐廳是毛主席去過的，毛主席的像就掛在大廳裏，很顯眼，所以談戀愛的革命青年都愛去那裏顯擺。所謂西餐就是八元錢一份的套餐，有一杯牛奶，水不拉嘰的，其實並非鮮牛奶，而是用奶粉衝的，加了一點白糖，但在那種年月已經非常了不起了，不要說還有奶粉，單是一杯白糖水也很稀奇。我們大院裏的人家招待客人就是在茶水裏加一勺白糖，這很讓“街娃兒”羨慕，他們連白糖都買不到，喝的是茶葉渣渣泡的水，這就是當年人們貧乏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像今天茶館裏的侍者往你的菊花茶裏放一塊冰糖客人都要跳起來說，趕緊給我倒掉，我的血脂血糖太高！當年簡易的一套西餐還有一個麵包，幾片烤的羊肉冒充牛排，西紅柿拌上白糖也算是一道西菜，總之搞得不土不洋的，食客還很多，要排班站隊。
那時父親從西藏寄回了生活費我總是向外婆要八元錢飛快地跑到耀華餐廳去啖一盤西餐，然後舔著滿嘴黃油四處顯揚。小姨去西餐館開洋葷還是跟我學的呢，否則一個土生土長的成都妹子哪裏會有吃西餐的概念，頂多也就是吃一吃回鍋肉。我就是在耀華遇上搞地下戀愛的小姨和姨父的，姨父是當年典型的“操哥”，吹著梁波羅式的大波頭，被戲稱為“耗子腦殼梳癟三”，一件羊毛開衫也是打敞穿，春熙路上站中間，正在批評小姨的資產階級思想。當年正處於“除四舊”運動的高潮，春熙路被改名為“反帝路”。當時不僅街名、店名要改，連人名也要大改特改，小姨叫楊惠君，被姨父改成了楊紅衛，姨父自己叫王博濤改成了王文革。一切都要與“封資修”的東西劃清界限。小姨和姨父就是為吃中餐還是吃西餐發生了爭執，結果是姨父取得了勝利，去吃了八分錢一碗的清湯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