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從成都十三中高中畢業後就去了西藏，因那時父母都在邊疆，我便經常往返於成都與西藏之間，返回內地後就住在外婆家。外婆家是地處文武路的一所臨街舊宅，典型的成都的吊腳樓格局，單從外形上看就很有成都古韻：鉤心鬥角的屋簷，可以取下門板的堂屋，還有一個小天井。天井中有一棵老皂角樹，幹枯葉茂，蒼老而又年輕。樹上居然還有蛇，據外婆說蛇窩就在枯老的樹幹空洞中。那是一條無毒的老蛇，經常在冬天出來曬太陽，藏在樹葉中，外婆經常同它交談，仿佛是老朋友。那條蛇是否通人語無法考證，但從外婆同它談話時的語氣可以感覺到他們的交往很深。許多動物都通人性，這是毋庸置疑的，住在皂角樹上的這條老蛇可能是個蛇精，可惜，我一次也沒有把它看清楚過。
我反複向外婆請教，問她那條蛇長得什麼樣子，外婆不置可否，總是用話把它岔開。於是，那條蛇在我的心目中更加神秘莫測。那時我正在讀《聊齋誌異》，就常常幻想有一個蛇仙從樹上走下來，但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外婆說幸虧有這條老蛇我們家才沒有耗子，否則，像我們家這種老宅耗子會鬧翻天。果然，隔壁的奶娃子家的天井中就沒有這麼一條蛇，他家的耗子就成了精，人一吃飯耗子就撲出來跟人搶食，奶娃子吃了一顆糖，半夜就被耗子親了嘴，嚇得他驚抓抓大哭，鬧得四鄰不安。奶娃子家逮住了耗子就會拿來恭恭敬敬地擺放在皂角樹下，外婆就會念念有詞地念叨，然後讓我們都回避，說不要打擾了老蛇進餐。
對這種龍門陣我根本不屑一顧，但有趣的是那些死耗子果然就不知去向。冬天的時候，外婆說那條老蛇就住在我們家的地板下，所以她要往地板縫裏塞棉花給老蛇保暖。對外婆的這些舉動我嗤之以鼻，認為外婆是老糊塗了，但我還是患了恐蛇症，生怕老蛇從地板下鑽出來咬人。
老皂角樹下是一眼古井。年輕時我都是用木勺直接舀井水喝，而且是牛飲，一氣喝夠，然後一天不飲。或者用井水兜頭淋下算是淋浴，這水冬暖夏涼，還帶甜味，外婆常坐在井邊，用樹上掉下的皂角熬出汁水來洗衣服，一邊洗一邊給我擺那些老龍門陣。原來這房子是外婆當兵複員後用50個大洋買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物價便宜得嚇人，50個大洋買一個院壩已屬昂貴，前麵的“成都大院生活舊趣”一文中提到的那個機關大院買下來也才花了八個大洋。當年的居民很少有房產的，大多是租房子住，不像今天的人沒有幾處房產心都是虛的。而且，房子動輒幾千上萬元一個平方米，當年的人根本沒有購房的意識，否則，不知要冒多少百萬千萬富翁出來。
我們家從外婆開始，到我父母、我舅、我叔和我都當過兵，我父親更是多次當過新兵師師長，算是“兵販子”，把我們的鄰居、親戚和同學，總之，把許多人送去吃了軍糧，幸虧那時參軍還很俏，這是後話。我常感歎說這麼好的房子才50個大洋，外婆就很吃虧地說這已經是很貴的了，幾倍大的一所軍閥大宅也才賣了很少的大洋，裏麵有日本式木樓和幾幢花園別墅。那寓公還生怕賣不脫，一天找三趟，後來那裏成了部隊的招待所。不久，我就從外婆家遷到了招待所，因為母親從拉薩調回內地，我們家就遷居了。新居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兩棵銀杏樹，一公一母，每年結很多白果，風一吹就如冰雹般落下，於是家家戶戶都出來撿白果，家家戶戶都飄出白果燉雞的香味。可惜的是那兩棵銀杏樹上並沒有住著老蛇，所以耗子特別多，我們的房子是幾間磚瓦結構有地板的老房子，這種房子不管是竹席的頂棚上，還是木質的地板下都適合耗子藏身，所以，同耗子作戰就成了當年我主要的功課。
耗子是在冬天侵入我家的，先在紗窗上咬一個洞鑽進來。我立即將窗戶關嚴，在屋裏四處尋找它的蹤影。它先是藏在棉絮裏，後進入衣櫃，在米袋中屙屎，最可恨的是將水果一個咬一口，菜一棵咬一口，於是我們家不得不全民動員，拿棍的拿棍，提掃帚的提掃帚，將家具搬開，壇壇罐罐翻一遍，挖地三尺，一定要揪出這個“壞分子”，“壞分子”先是伏在廢棄的舊棉鞋裏，等母親踩著肉幾幾的，它已潛得不知去向。待全家人疲憊絕望時又發現它吊在書櫃的背麵，很悠然地搖晃，像在打秋千。將書櫃挪開它又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