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隻要能獲得強大的先進資本主義的幫助，我們便不惜從我們的無限財富當中，從我們豐富的資源當中，拿出幾億以至幾十億的資財。花掉的這一切我們以後收回時是可以獲得很大的利潤的。在一個經濟遭到空前破壞的國家裏，在一個破產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裏，如果沒有資本的幫助，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在《論糧食稅》中，列寧指出：“蘇維埃製度下的租讓製是什麼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為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和國家資本主義締結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就是資本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是為了獲得利潤，他同意和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了獲得高於普通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是為了獲得用別的辦法得不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製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係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要用一切辦法來發展而且無論如何也要發展流轉，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因為在我國（經濟上剝奪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政治上有工農政權）給予資本主義活動的範圍，是十分狹小，十分‘適度’的。這就是糧食稅的基本精神，這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在談到私人資本主義是否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的問題時，列寧指出：“我們應當大膽承認，在這方麵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而且應當向資本家學習。”“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嗎？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無可爭辯的事實。既然這個小農國家，擺脫了戰爭和封鎖，在運輸方麵遭到了重大破壞，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運輸業和大工業的無產階級領導，那麼，根據這些前提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地方流轉在目前具有頭等意義，第二，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不要害怕讓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家也包括向商人，向辦合作社的小資本家，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雖與我們過去向軍事專家學習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領教’的成績，隻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更好些，要善於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和工業間的流轉發展起來。‘為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並不可惜，隻要學習能收到成效就行。”列寧在實踐中提出的上述新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更具體、更符合實際、更具有可操作性。正是由於這種理論發展是源於實踐的，所以，這是一種更符合社會主義現實的理論，由此，也促使人們對原有的理論進行重新認識。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隻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但是，另一方麵，我們又不能不看到，由於列寧的社會主義實踐隻有短短的幾年時間，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可能有充分的認識，因而列寧也不可能從理論上解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所有問題。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係問題，列寧隻是論述了在俄國當時的具體條件下消滅商品貨幣關係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實踐上必須保留和發展商品、貨幣關係，而沒有在理論上真正解決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關係問題，即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相對立觀點仍然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觀點。
四、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
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初，斯大林通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近30年的實踐，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這中間，關於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關係的理論，是斯大林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同時，限於時代發展以及其他方麵的限製，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也存在不少誤區，這又使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走了一段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