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的國家幹預主義又遇到了嚴峻的挑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以前所沒有的、按傳統觀點看是相矛盾的現象，即滯脹。這一現象用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是完全不能進行解釋的。凱恩斯主義實施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實踐中處在了兩難的境地，如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解決失業和經濟危機問題，那就必然會加劇通貨膨脹；如果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又勢必會進一步使失業和經濟蕭條更加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針對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所帶來的後果，西方的許多經濟學家又在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增加新的理論內容，以新自由主義的麵貌出現，試圖重新恢複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其主要的經濟理論思潮是：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製度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等。他們的基本理論觀點是反對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幹預，推崇市場機製的作用。其理論要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首先，市場機製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其他力量的介入隻會起破壞作用。其次，雖然市場本身也有著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是通過產權的明晰化等措施來加以完善，而不能用政府幹預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再次，市場之所以會失靈，其原因在於政府的幹預，是政府的幹預導致了市場的失靈，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問題而造成市場失靈。第四，政府幹預的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弱點，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並不是一件好事，應該對政府幹預經濟所帶來的後果有足夠的認識。因此，在他們看來，市場機製對經濟活動的自發調節才是經濟運行的理想狀態。
盡管20世紀後期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有擴大的趨勢，但現代經濟的發展畢竟還是遵循著自己的規律。從實踐來看，各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調控都呈現不斷加強的趨勢。人們對政府為什麼要幹預經濟的看法也越來越成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作為“幹預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在西方經濟學界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對政府為什麼要幹預經濟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是有足夠的理由和能力來幹預社會經濟生活，因為政府與其他經濟組織相比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政府代表著社會全體成員，具有普遍性；二是政府具有強製力，它可以通過製定法律來做到某些事情，例如，通過製定法律來建立社會保障製度等。由於市場經濟的常態是信息不完全或市場的不完善性，所以，大量的市場失靈現象是客觀存在的，這些市場失靈現象的存在就為政府通過幹預市場來提高整體福利水平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市場失靈具體表現為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這些市場失靈的現象基本上也就界定了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的範圍。
市場之所以會出現失靈現象，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信息不完全；二是市場不完善。由於信息的不完全，成千上萬的企業進行分散決策很可能會導致重複生產或生產的低效率，從而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由於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因此市場機製具有最高效率也隻是一個假設前提，並不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就一定能夠實現的。所以，市場失靈的根源是因為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幹預市場。而對市場進行幹預的職能隻能夠由政府來承擔。
針對社會上流行的認為私營企業是有效率的，而公營企業必定是沒有效率的觀點，斯蒂格利茨認為，這樣的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他說，公營企業無效率的例子很多，但私營企業也不例外。判斷一位管理者是否優秀是困難的，其原因就在於判斷市場無效率的程度是困難的。對加拿大的國家鐵路公司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成本是可以和私人企業進行對比的。和相應的私人企業進行比較，法國的好幾家國有企業也獲得了富有效率的好名聲。私人生產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達到社會目標。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私人生產不能實現政府所有的政策目標，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是必要的。
斯蒂格利茨進一步指出了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四大優勢。由於政府擁有全體的社會成員和強製力，使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麵具有某些明顯優勢。一是征稅權。政府能夠征稅，因而能夠更有效地對生產進行監督。二是禁止權。政府能夠禁止某些活動，通過限製某些低效率的產品進入市場可以增進社會福利。三是處罰權。政府可以通過實施一係列嚴厲的處罰來限製某些現象的發生，如對於汙染的處罰。四是交易成本。政府在糾正某些市場失靈方麵具有一定的交易費用優勢，例如，提供公共產品來降低搭便車的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