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現實與目標的夾縫中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隻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幹”為標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業生產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裏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裏人對鄉間的一種向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為了解淮河汙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裏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九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隻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幹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裏，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裏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隻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因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麵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裏去。
二OOO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個大國總理的心，*曾動情地批複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麵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麵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裏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人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麵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麵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字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曆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幹”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產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麵。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這隻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在注視著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係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麵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OOO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麵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幹”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誌。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獲。”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後再也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並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幹”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注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一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曆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隻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隻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湧動過的波瀾……
第一章殉道者
1騷動的路營村
生與死，肯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語的老人，恐怕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錯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時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還會讓人感到吃驚：有的人明明活著，好像已經死了；有的人已經死了，卻仿佛還活著。
丁作明已經死了，他的死不能說是“重於泰山”，但在他死後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當我們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貧困縣利辛縣，向許多人打問去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路怎麼走時，回答我們的，首先不是去路營的路應該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問，問話的內容又幾乎眾口一詞：“你們是到丁作明那兒去？”
丁作明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也許就是他比別的農民多念了幾年書，從小學念到了高中畢業，而且念書時十分用心，家裏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了，他仍然一聲不吭地跑到院裏的水缸邊上，像澳大利亞駝鳥那樣蹶起屁股，把頭埋進缸裏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飽後，照樣唱著，跳著，去上學。考大學時，大家都說他太虧，離錄取線隻差幾分，如果他不是利辛縣鄉下農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學校門的；即便就是生在別的一個什麼城市，他也會是另外一種命運。但是他是路集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隻能回到路營村，這就又與那些一個大字不識的泥腿子沒有了區別，他必須同中國所有的農民一樣下田幹活，去侍弄莊稼。再要說有什麼不平常，就是裝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別的農民愛翻報紙，愛聽廣播，愛咬文嚼字，愛動腦瓜子。平時為人別說多謙和，但認死理，敢說真話，敢同村裏、鄉裏的頭頭腦腦平等地說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也就比大夥多出幾分煩惱，以至最後惹來殺身之禍。
他分明早就已經死了，利辛縣城的那些人怎麼可以說我們“去到丁作明那兒去”呢？
難道還可以尋找到一條路，能夠走到丁作明那兒去嗎？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熱切期望的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他絕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將會在這一天走到盡頭。
頭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訪村民接到了鄉裏的通知，要他們到鄉裏開會。會上，鄉領導說，縣裏對你們告狀的事很重視，希望在你們八人中選出兩人，再從黨員、幹部中各選二人，組成一個清帳小組，對路營村村幹部的經濟帳全麵清查。這天上午，清帳小組正式成立並開始查帳。這消息，使得整個路營村的村民一片歡騰，鎖在人們眉頭的愁雲一掃而光，有幾個農民竟激動地奔過直溝，跑到對麵的商店買來鞭炮，準備在村頭上放一放，讓大夥出出惡氣聽個響。隻是這一年的春節來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農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過罷正月十五，年就遠了，問了幾家商店全沒貨，鞭炮就沒買成，但丁作明這一天的心情卻分明比過年還舒暢，邁出家門的步子都帶有了幾分彈性。
利辛縣是解放後才劃出的新建縣，這一片原來分別屬於渦陽、阜陽、蒙城、太和、鳳台和穎上六縣邊區，是個六不管的貧困地區。境內多為黃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沒法走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砂土，堿土更是布滿各處。路營本來就夠偏僻落後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場特大洪災的襲擊，家家窮得叮當響。這一年眼看春節就要臨近了，村裏卻沒有一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加起來每人居然攤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食扣除口糧，其餘的就全被村裏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的，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襠褲，“不給就拘留你”。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種習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為躲債不敢回家過年這種隻應該發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會在路營出現了。中國農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麼，為啥還會這樣苦？作為“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農村幹部，又為啥這般凶呢？於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別的路營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從廣播裏和報紙上得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他花了幾個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後就去各家各戶“宣講”。宣揚黨的會議精神卻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國統區”的秘密活動一樣，這使他感到十分別扭又十分激動。
他的眼睛在那些農舍梁間吊下來的燈泡的光暈中發著亮。他對鄉親們肯定地說；“村幹部這樣征收‘提留’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認真和擁有的學識，足以使那些習慣於蹲在黑暗地方又早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心服口服。但是，這一次，隨著一陣沉寂之後，還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質疑：“周圍村莊，附近鄉鎮，不都是在這樣搞的麼，天高皇帝遠的，你能拿他們怎麼辦？”
“我不信有理沒處講。”丁作明不信這個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國務院最新的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著，村裏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還要多！這次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各地應保護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他們分明是在瞎搞，我們要到鄉裏討個公道！”
“鄉裏會買我們賬嗎？”有人感到這事太難。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說，”一個部隊退伍回來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況咱這是按中央的規定向上邊反映問題，鄉裏不買賬就上縣！”
漸漸地，農舍裏的氣氛開始變熱鬧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出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元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中央曾有專門指令，貪汙救災物資是要判刑甚至殺頭的，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的衣物和食品占為己有。而且，對計劃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多“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一筆糊塗帳。
不一會，大夥就從村幹部扯到了鄉幹部，你一句我一句，話音兒不落地似炸開了鍋。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權勢，橫行鄉裏，多次操著電棍，拎著手銬，跑到路營亂要各種錢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準再向受災的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卻帶著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錢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裏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額外付給踢門“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著一幫人吆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的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大家越說越來氣，最後望著丁作明，請他拿主意。“納鞋要有針線，告發人家得有證據。”
丁作明說，“咱們可以到鄉黨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裏的收入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