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這一段沒有功課壓力的輕鬆日子裏，我和常誌文、陳鑫玉三位文學愛好者組織起來一個文學社。苦於喜歡文學而總是找不到創作的門路，文學社就被命名為“摸門小組”。僅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對於創作的心境和情態，不無猴急和彷徨。成立文學社的同時決定創辦文學牆報，名字定為“新芽”，不無才露尖尖一角的小荷的含意。這是一個純文學的牆報，不是那種為紀念各種重大節日所辦的壁報。“新芽”發表小說、散文和詩歌，必須是文學社成員自己創作的，當然也歡迎同學投稿。
創刊號上，刊登了我的一篇散文《夜歸》。陳鑫玉鼓動我把這篇散文投給報刊，我缺乏勇氣，終未敢把它投出。我的朋友卻把它另寫下來，寄給了《陝西日報》文藝部。大約不到一月時間，鑫玉某天從家裏來就興奮地告訴我，說報社來信了，他興奮激動的表情，自然傳遞給我某種希望、某種僥幸混合著的急切心理。信的內容是肯定了這篇散文的長處，也指出了缺陷，關鍵詞是讓我修改一下，盡快寄去。我到此刻才真正地激動起來，似乎真的就要“摸”到那個神聖而又神秘的“門”了。我很快做了修改，又寄出去了，此後便開始了急切而又痛苦的等待。等待來信通知一個幾乎讓人不敢奢望的消息。等待中天天到學校的閱報欄去看《陝西日報》，自然是發表文藝作品的第三版。這是我創作生涯中發生的關於投稿的第一次等待，第一次感受那種企望和失望交織著的急切和焦灼的心情。奇跡終於沒有出現，我在隨之到來的高考的緊張準備中把此種情緒排擠開去。
結束高中學業，高考名落孫山，我在最初的別無選擇的痛苦中回到家鄉，被公社選拔為民辦老師，這才真正開始了我的業餘文學創作。次年春天，我重新把《夜歸》做了修改，再次投給《陝西日報》，不久又來了信，肯定了長處也提示了不足，仍然讓我修改後再寄去。我又一次陷入期待的焦灼之中。久久的等待中，我終於忍耐不住，借著學校到西安舉辦什麼活動的機會，找到了設在東大街的《陝西日報》社。我在報社門口躊躇著踅摸著，想不出進入報社文藝部該怎麼開口的措辭，自卑和羞怯的濃霧揮斥不開。我終於硬著頭皮走了進去，看見文藝部的幾張辦公桌前坐著幾位編輯，我朝門口那一位發出了問詢。關於我的這篇散文，均不在在座的編輯手裏，便推測肯定在一位已經下鄉鍛煉的編輯手中，可他大約需要半年才能結束勞動鍛煉。那位好心的編輯很誠懇地暗示我，凡是能發的稿子，肯定會交待給編輯部的。既然沒有交待我的那篇散文，肯定是發表不了的了。這次投稿和第二次修改又失敗了，我走出《陝西日報》深長的院庭甬道時，直接的感覺是，那個“門”還遙不知其所在，任何輕易“摸”到的僥幸心理自然雲散了，反倒輕鬆了，當然不可排解自卑。我至今無法判斷當時在座的編輯之中有無呂震嶽，因為我除了和那位同樣不知姓名的編輯說話之外，幾乎不敢亂瞅亂看別的人。我站在陝西日報社門口，回望一眼那拱形的門樓和匆匆忙忙進進出出大門的人，還是免不了自慚形穢的自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進一家報刊的大門，目的是問詢自己投遞的一篇習作，留下的記憶難以泯滅。在我被老呂邀請到他的辦公室去看讀者來信的時候，我心裏湧起的便是十幾年前頭回進入時的複雜心理的記憶。我和老呂聊起這件事，老呂哈哈大笑著說他毫無記憶，那時候出出進進文藝部的各路業餘作者太多了。我至今也無法弄清那位兩次寫信鼓勵我修改後再投的編輯是誰，他每次寫信都不署姓名，隻綴著文藝部的落款。直到1965年春天，我把這篇散文打破原先框架，重新構思重新寫作，名字改為《夜過流沙溝》，隻是沒有勇氣投給“省報”而改投“市報”，不久就在《西安晚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這是我的變成鉛字見諸報刊的第一篇習作，曆經四年，兩次修改，一次重寫，五次投寄，始得發表。我在感激《西安晚報》那位發表它的編輯的同時，也感激《陝西日報》那位兩次給我寫信鼓勵我修改的不知其名的編輯。在這篇散文漫長的修改過程中，我在“摸門”，或者叫做最初的探索；在從事這個容不得任何僥幸的事業的起始階段，這篇處女作的修改和發表的漫長過程，實際上是我進行文學基本功練習的一個縮影。我和老呂聊起這件事，除了艱苦跋涉的感慨之外，還有一種心理補償的欲望，我想那位給我兩次寫信的編輯最好能在此刻在這個辦公室出現，我會向他致以最真誠的問候和感謝。他的那兩封信，是我寫稿投稿生涯中第一次收到的報刊編輯的信。老呂也感慨著。
七月號的《人民文學》轉載《信任》。那時候，《小說月報》等一類選刊還沒有創辦，《人民文學》辟有轉載各地刊物優秀作品的專欄，每期大約一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