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頭一個春天到來時，《人民文學》編輯向前給我寫來一封信，告知《信任》已獲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候的評獎采用的是讀者投票的方法，計票的結果一出來，前二十名便被確定下來。我當即將此事告知了呂震嶽，他和我一樣高興。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是我，無論是他，當時似乎沒有把這個獲獎看成有什麼太了不得的。倒是後來愈來愈覺得這種全國性評獎真是了不得的。一是這種獎項被看作一種標誌，評職稱升工資等等都成為一個硬件；二是這種評獎的競爭愈來愈趨激烈，單就每年一次的短篇小說評獎，已經取締了讀者投票的方法，改由評委投票，非文學因素影響評獎的事時有傳聞。我並非超脫文壇，亦非淡泊名利。我從來不說淡泊名利的話。我至今以為，文壇本身就是一個名利場，淡泊不了的，除非你離開。問題的實質在於以什麼手段去提高“知名度”和獲取“利”，唯一可靠的途徑隻能是拿出自己獨特感受的作品來，即以文學的因素實現文學創造的目的，任何非文學的因素都是無法奏到長久之效的。一個不足七千字的短篇獲獎，不可能決定我未來創作的發展，未來的路才剛剛開始。我對自己未來的創作發展不僅沒有十分的自信，甚至依然著自卑的惶惑。因為任何一位能被我們記住的作家，都不是憑一個小小的短篇而鑄就自己的文學成就，證明自己的文學才能的，這是文學史的ABC。作為職業編輯的呂震嶽，更有豐富的經曆和經驗，早看多了作家創作發展的種種，所以更多地仍然是說著“多讀多思索”的鼓勵我的實話。頒獎的通知到來時，我的心裏絲毫未動，我的農民夫人突發心髒病月餘，我需陪她去醫院看病，便請假缺席了。
作為新時期文藝複興的第一項全國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這是第二屆評獎，發獎儀式很隆重，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消息。之後某一天，我用自行車帶著病情稍輕的夫人從城裏看病回來，走到距家尚有七八華裏的一個村子，迎麵停下一輛小汽車，走出《陝西日報》的文藝評論家肖雲儒來。他們開車到了我的村子撲了空，折回來時碰到了。他說報社文藝部領導很重視《信任》獲獎，作為報紙副刊的作品能在全國獲獎尚不多見，約我寫一篇獲獎感言的短文，老呂因身體不適而委托他來。我後來寫成了一篇《我信服柳青三個學校的主張》的創作談，這是我從事寫作以來第一次寫談創作的文章。
這一年，《陝西日報》文藝部發起了“農村題材小說征文”，老呂給我寫來一封信，鼓勵我應征。我已經從原郊區文化館分配到灞橋區文化局，被提拔為文化局副局長，兼文化館副館長。為了能避免瑣細的事務性幹擾，我住在灞橋鎮的文化館裏，潛心讀書寫作。接到老呂的信，我寫了短篇小說《第一刀》，不需叮嚀便明白七千字的版麵極限。這篇小說同樣得到老呂的欣賞，以一周的最快速度見報。此後，又收到了一批讀者來信，選發了三篇。這是寫農村剛剛實行責任製出現的家庭矛盾和父子兩代心理衝突的小說，引起讀者的普遍關注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在征文結束後被評了最高等級獎，我自己心裏亦很清醒，生動活潑有餘，深層挖掘不到位。然而關於農村經濟改革的思考卻由此篇引發，發展到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初夏》的最後完成。
1982年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子《鄉村》出版，在我贈送書籍的名單上自然不可或缺老呂。這本集子裏有他鼓勵催促下寫成的三篇小說，且是在我創作發展的關鍵時期有著特殊意義的作品。這年冬天，我調到省作協專業創作組。在取得對時間的完全支配權之後，我的直接感覺是走到了我人生的理想境界——專業創作。我幾乎同時決定，幹脆回歸老家，徹底清靜下來，去讀書、去回嚼二十年裏在鄉村基層工作的生活積蓄、去寫屬於自己的小說。尤其是讀書，需要彌補未能接受大學中文係專修的知識虧空和心理空虛，需要見識中外大家名著所創造的藝術大觀，更深一步進入真正的藝術世界，揣摩真正的文學的本來內蘊，以徹底排除非文學因素和出於各種用意強加給文學的額外負載，接近再接近真正的文學的本義。我記得我到陝報去和老呂說了歸鄉的打算，他仍然高調門感歎著好好好，真誠地說，寫作靠熱鬧是不行的，得拿出好貨來。
回到祖居的老屋，反而有一個不長的適應期。偶爾有文學朋友和約稿的編輯找到村子裏，都是我十分愉快的事，包括傳來許多文壇最新的消息和趣聞。偶爾收到老呂的信，仍然是老文化人的個性明顯的毛筆字，或問訊或約稿，讀來十分溫馨。中篇小說《初夏》在《當代》發表以後，接到老呂一封長信，說他對這篇小說特別喜歡，不完全是因為《第一刀》的緣由。到這個中篇獲《當代》文學獎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老呂像小孩一樣拍著簡易沙發的扶手大聲慨歎起來，似乎驗證了他的閱讀感覺。他說他在什麼報紙上看到《當代》的廣告目錄，專意到郵局的報刊門市部買來了雜誌，讀完便給我寫了那封長信。及至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以《初夏》冠名的第一個中篇小說集子，我拿到書後，從鄉下趕到西安，找到老呂家裏。其時他已退休，住在炭市街的平房住宅裏。我送上這本集子，他翻著看著，說那本集子裏收編的幾個中篇大都讀過了。他告訴我，凡是他在什麼雜誌上發現我的作品就一定要讀，凡是他聽說我在哪裏發了什麼小說就自己找來讀。他坦率地說著對那些小說的感覺，好的和遺憾的諸多方麵。已經遠遠不是《信任》或《第一刀》經他發表時的交談深度了。這一次，是我更深地理解老呂這個人的重要接觸。我真切地被這位老兄感動了。他已經退休，已經不再為報紙副刊和我打交道了，他關注我的作品和我寫作的發展，至少是出於一種純粹的關於一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作者的關注，僅僅隻是這個作者的作品他曾經喜歡過付出過心血，僅僅隻是這個作者本人他比較喜歡，僅僅隻是他希望自己喜歡的這個作者的創作更健康地發展。這就夠了，這就足夠我這個經他扶助的作者體會人世間那種被讚美著的真誠了；足夠我再重新理解作為中國文學各類職業編輯的良苦用心了，任何時候要是還沒有忘記這一點，我便相信自己的尾巴會緊緊夾住；足夠我理解作為個人勞動標誌很明顯的創作，其實還有更豐富的社會的催人奮鬥的那種力量。告別老呂，重新回到祖居的家園，《初夏》這本書也就劃歸昨日的黃花。我必須以新的藝術形態給老呂這樣的職業文學編輯一個見麵時可以再聊的話題，包括更多的還喜歡著我的小說的讀者。真正的文學意義上的友誼給我的就是這種衝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