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接到老呂家屬的電話，是哽咽著的女聲報告的噩耗。當晚我趕到老呂家裏，隻能麵對一幅圍裹著黑紗的相片了。我站在靈桌前腿就顫抖起來了，看著照片上那昂昂的朗朗的麵容，淚水一下子湧流出來，想叫一聲老呂也終於哽塞得叫不出聲。他的夫人告訴我，他把我送他的那套《文集》，一直在桌子上用書夾栽著，而沒有塞進他的書架，直到他去世。我又一次湧出淚水，卻說不出任何話來。
走在夜晚的東大街上，五彩的霓虹燈光是這座古城的新的姿容。天上似乎落著細雨，我木然地走著。我的小說中那個被我讚美也被我批判著的白嘉軒的生命感歎竟從我的心裏湧出來了：世上最好的一個文學編輯謝世了！
何謂益友
我終於拿定主意要給何啟治寫信了。
那時的電話沒有現在這樣便當，通信的習慣性手段依賴書信。我之所以把給何啟治寫信的事作為文章的開頭，確是因為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來中太富於記憶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終於可以落筆書寫的信，我將第一次正式向他報告長篇小說《白鹿原》寫成的消息。
這部書稿是農曆一九九一年臘月二十五日寫完最後一句話的。我隻告訴給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時囑咐他們暫且守口，不宜張揚。我不想公開這個消息不是出於神秘感，僅僅隻是一時還不能確定該不該把這部書稿拿出來投出去。這部小說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一九九一年的冬天，我對社會關於文學的要求和對文學作品的探索中所觸及的某些方麵的承受力沒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藝術缺陷而是觸及的某些方麵不能承受，我便決定把它封存起來，待社會對文學的承受力增強到可以接受這個作品時，再投出書稿也不遲；我甚至把這個時間設想得較長，在我之後由孩子去做這件事；如果僅僅隻是因為藝術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猶豫地對夫人說，我就去養雞。道理很簡單，都五十歲了，長篇小說寫出來還不夠出版資格，我寧願舍棄專業作家這個名分而隻作為一種業餘文學愛好。無論會是哪一種結局，都不會影響我繼續寫完這部作品的情緒和進程，作為一件曆時四年寫作的長篇，必須畫上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才算了結，心情依舊是沉靜如初的。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清晨的廣播新聞中聽到了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講話摘錄。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動的同時，就決定這個長篇小說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沒有必要延誤和擱置。道理太簡單了，社會對於具體到一部小說的承受力必然會隨著兩個“一點”迅速強大起來。關鍵隻是自己這部小說的藝術能力的問題了，這是需要檢驗的，首先是編輯。我便想到何啟治，自然想到他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藝類書籍出版係統的高門樓，想著這一層還真有點心怯，“店大欺客”與否且不說，無論如何還是充不起要進大店的雄壯之氣來。然而想到一直關注著這部書稿的老朋友何啟治，讓他先看看，聽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見，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節過後，我便坐下來複閱剛剛寫完的《白鹿原》書稿，做最後的文字審定，這個過程比寫作過程輕鬆得多了。大約到公曆二月末，我決定給何啟治寫信，報告長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來取稿的意見。如果能派人來，時間安排到三月下旬。按照我的複閱進度，三月下旬的時限是寬綽富餘的。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會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請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來取稿看稿，這是我對自己在這部小說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種護佑心理，生怕某個依舊“左”的教條的嘴巴一口給唾死了。
信發走之後，我才確切意識到《白鹿原》書稿要進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幢高門樓了。
幾乎在愛好文學並盲目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專門出版文藝書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是從我閱讀過的中外文學書籍的書脊上和扉頁上反複加深印象的，高門樓的感覺就是從少年時代形成的。隨著人生閱曆和文學生活的豐富，這種感覺愈來愈深刻，對於一個業餘作者來說，這個高門樓無異於文學天宇的聖殿，幾乎連在那裏出書的夢都不敢做。就在這種沒有奢望反而平靜切實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啟治走到我的麵前來了，標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