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兩天，我一早趕到西安，包裏裝著這部書稿。在遠郊公共汽車上，我一直抱著這摞書稿，一種緊張中的平靜和平靜裏的緊張。我一路上都在斟酌著把這摞書稿交給高、洪時該怎麼說話才合適，既希望他們能認真審讀，又不想給他們造成壓力，所以不提任何寫作的構想和寫作的艱難為好。這樣，在作家協會招待所的客房裏，我隻是把書稿從兜裏取出來交給他們，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突然湧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後關頭還是壓到喉嚨以下而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其實基於一種自己對文學的理解，隻需讓編輯去看書稿而無需闡釋。下午，我又匆匆趕回鄉下老家照看母親，連請高、洪兩位新結識的朋友品嚐一下葫蘆雞的機緣也沒有，至今尚以為憾事。
我由此時開始進入一種完全的閑適狀態。我不讀任何小說，有了平生裏從未發生過的、拒絕以至逆反閱讀現代文學書籍的奇怪的心理狀態。卻突然想讀古典詩詞，我把塞在書架裏多年未動過的《詞綜》抽出來，品賞那些古色古香的墨痕之中的韻味而驚歎不已。按常規我把《白鹿原》書稿的審閱過程設想得較長，初審、複審和終審，一部近五十萬字的書稿走完這個輪番審閱的過程，少說也得倆月以上，因為編輯們不可能隻看這一部書稿，他們要開會要接待四麵八方的來訪者還要處理家務事。在他們統一結論之前，估計很難給我一個具體的說法。所以，我就在少有的閑靜中等待，品賞一個個詩詞大家的妙句。決然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著書稿離開西安之後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賢均的來信。我匆匆讀完信後“嗷嗷”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把在他麵前交稿時沒有流出的眼淚傾瀉出來了。
這是一封足以使我癲狂的信。信中說了他和洪清波從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繼讀完了書稿，回到北京的當天就給我寫信。他倆閱讀的興奮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倆共同的評價使我戰栗。我由此而又一次檢驗了自己的個性，很快便沉靜下來，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舒緩靜謐之中。我也才發現此前二十多天的閑適之表象下隱藏著等待判決的緊張和恐懼。隻是明知那個結果尚遙遠而已。這個超出預料的判決詞似的信件的提前到來，就把深層心理的恐懼和緊張徹底化釋了。我的全部用心都被高、洪理解了，六年以來的所有努力都是合理的，還有什麼事情能使人感到創作這種勞動之後的幸福呢！隨後對唐詩宋詞的品賞才真正進入一種輕鬆自悅的心理狀態。
老何隨後來信了，可以想象的興奮和喜悅，為此他等待了幾近二十年，從一九七三年冬天小寨街頭的鼓勵鼓動到一九九二年春天他在北京給我寫《白鹿原》書稿的審閱意見，對於他來說是太長了點，對於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我們的友誼便不言而喻。隨後便是如何處理書稿的種種瑣細的事，我都由他去處理，我完全信賴高門樓裏的這一幫編輯了。
《白鹿原》先在《當代》分兩期連載，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西安人民廣播電台差不多同時連播，在讀者和文學界迅即引起反響，這在我幾乎是猝不及防的。書稿寫完時，我當然也有一種自我估計，如若能夠麵世，肯定不會是悄無聲息的，會有反應的。然而反應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強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會各個階層，非文學圈子的讀者的強烈反響，讓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讀者才是文學作品存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