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還是有壓力產生。我已經透露給老何了，況且是在構思階段，便覺得很不踏實，如果最終寫不成呢，如果最終下了一個“軟蛋”又怎樣麵對期待已久的老朋友呢！甚至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按照我當時的寫作狀況，中短篇小說雖已出版過幾本書，然而沒有一篇作品產生過轟動性效應，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位置，而老何為什麼要盯著我的尚在構思中的長篇小說呢？如他這樣資深的職業編輯，難道不知麵對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難以避免的約稿易而退稿尷尬的情景麼！因為我在構思中的《白》書沒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體的東西，我自己尚在極大的不自信無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約稿的依據是什麼？
後來的幾年裏，證明著老何守約如禁。每有一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到西安組稿，都要帶來老何的問候，進門握手時先申明，老何讓我來看看你，隻是問個好，沒有催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囑我不要催促陳忠實。我常常握著他們的手說不出一句話。直到一九九一年的初春時節，老何領一班人馬到西安來，以分片的形式慶祝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在西安與新老作家朋友聚會。這個時候，《白鹿原》書書稿已經完成三分之二，計劃年底寫完。見麵時老何仍然恪守紀律，淡淡地說，我沒有催的意思，你按你的計劃寫，寫完給我打個招呼就行了，我讓人來取稿。我也仍然緊關口舌，沒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計劃，隻應諾著寫完就報告。
這一年的夏天，先後有兩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約長篇小說稿，一位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給我出過中篇小說集子《初夏》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老張，我忍著心向她坦誠地解釋老何有話在先，無論作品成色如何，我得守信。另一位是作家出版社的老朱，她到西安來組稿，聽人說我正在寫一部長篇，我同樣以與老何有約在先須守友道為由辭謝了。我堅守著與老何的約定，發端自十七八年前小寨街頭的初識，那次將我著實嚇住了的長篇小說寫作的提議，現在才得以實施了，時間雖然長了點，卻切合我的實際。
直到一九九一年末寫完全部書稿，直到春節過後的一九九二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確定《白鹿原》手稿複閱修飾完成的時間以後，我終於決定給老何寫信報告《白鹿原》完全脫稿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學書籍出版界的高門樓了。
老何很快複過信來，他將安排兩位同誌於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西安。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作協機關辦公室把電話打到我所在地區的灞陵鄉政府，由一位順道回家的幹部傳話給我，讓我於二十五日早八時許到火車站接北京來客。
給我捎信傳話的鄉上幹部剛出門，村子裏的保健醫生攙著我母親走進門來，說我母親的血壓已經高過二百，必須躺下。母親躺下後就站不起來了，半邊身子麻木僵硬了，就發生在我注視著的眼皮底下。醫生很快為她掛上了用以降血壓的輸液瓶兒。我的頭都木了，北京來客此時可能剛剛乘著火車開出京城。真是湊巧了，傍晚時分還有夕陽霞光，天黑以後卻驟然一場大雪。我幾乎一夜未曾合眼，守護著母親，看著院子裏的雪逐漸加厚到足可盈尺。離天明大約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請來一位村人照看母親，就踏著積雪上路了。大雪真好，從我家大門口起始，走過兩個村莊和村莊之間的原野，我給處女的雪原和村巷踩出第一溜腳印。我趕上了第一班遠郊公共汽車，進入作協大院時尚未到上班的鍾點。我要了一輛公車趕到西安火車站，等候許久，高門樓裏來的尊貴的高賢均、洪清波終於走出車站來，時間大約八時許。
高賢均和悅隨意，一見麵就不存在陌生和隔膜，笑起來很迷人的。洪清波更年輕，卻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不大多說話，笑起來有一縷拘謹的羞色，顯得更加迷人。我當時想，從高門樓裏出來的人怎麼到了地方省份還會有拘謹的羞怯？我把他們安排到招待所，由他們自己去找飯吃找風景玩，就匆匆趕回鄉下去了，隻說還有兩章沒有“通”完，沒有告訴他們還有突然躺倒吊著藥瓶的母親。我當時家分兩地，夫人和孩子住在城裏，我住在鄉下老屋寫我的書稿，母親是過春節時從城裏回到鄉下，尚未回城卻病倒了。這樣，我一邊守護著母親監視著吊在空中的藥液的降速，一邊在隔壁書房審閱最後兩三章手稿的文字，想到高、洪兩位朋友正住在西安等著拿稿子，我第一次感到了心理緊促和壓迫，這是《白鹿原》書稿從起頭到完成四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催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