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放到統一的語境下去加以考察和得出結論，在這裏是從某種精神的、道德的、人類個性的維度進行的。應該說，這個維度中國讀者並不十分熟悉，就像人們在理解哈維爾時，更多地看到了他作為一個人的英雄主義行為，或者他不妥協的社會批判立場，甚至更多地著眼於他最後的“成功”，但是往往忘記了他的批判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可以說，這個起點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為“內在”。也許從這樣一個事實看得更為清楚：極權主義的高壓手段，把什麼樣的人送進了監獄或者置於死地？一方麵，是那些敢於說出真話的人；另一方麵，是那些無法統一剪裁、富有個性的人。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極權主義是最為敵視作家和藝術家的。在極權主義的土壤中，最不適宜真理和藝術的生長。哈維爾多次用了“貧瘠”這個詞。
1975年，哈維爾在給當時的捷克領導人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有一段十分晦澀但不應忽略的表達，涉及了那些更為隱匿的人類意識的層麵：有這樣一些人的工作幾乎不為人所知，誰也不能說出他們頭腦中擦出的火花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影響整個社會。甚至“它們從來沒有在社會的前頭照亮其道路”，然而從整體上看也有其深刻的社會重要性。僅僅通過它們產生這個事實，它們實現了社會的一個潛在的領域，幫助和維護了一種文明的氣氛。沒有這種氣氛，便沒有更亮的閃光的東西出現。哈維爾舉例說，取消一本戲劇研究的雜誌，它的讀者也許隻有兩位數，對整個社會來說算不得什麼，但是考慮到一個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取消一個雜誌則如同取消一個特殊的器官，這種損失就變得無法估量了。誰知道在這雜誌上將擦出什麼樣的火花？這種火花將具有怎樣的潛能，來引導人類社會的前進？同樣，如果沒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說，這件事情肯定不會產生明顯的社會影響。讀者不會上街遊行，人們最終還是可以找到什麼東西來閱讀的。但是，誰敢估量這個事實對於捷克社會的真正意義？誰知道在以後的幾年內，這種中斷將怎樣影響精神和道德的氛圍？它將怎樣削弱我們了解自身的能力？對那些自我了解僅僅從今天或者明天開始的人來說，這樣一種文化的自我了解的缺席將會產生多深的烙印？存在著如此的漠視和扼殺，哈維爾對胡薩克政權提出了這樣的強烈質疑：“在今天的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有誰能夠估算“為了今天的穩定所付出的賬單的最終價格”？
布羅茨基實際上就是一個最切近的例子。他遠不是那種典型的“持異議者”詩人，他獲罪的詩歌寫作很多是有關自然和田園風光的，或者是閱讀經典詩歌所產生的人類悲劇命運感。1963年，他有一首詩叫作《挽約翰·鄧恩》，鄧恩是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為T.S.艾略特特別推崇，詩中布羅茨基和這位久遠年代的異國詩人進行了一場精神對話，他有時設想自己的靈魂便是鄧恩的靈魂：“不，約翰·鄧恩，是我，是你的靈魂在說話。天堂之高怎能不叫我傷感！”這樣的句子聽上去也許是十分遙遠了，在一個被描述成危機四伏的社會裏，完全顯得可有可無，大多數人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別拿這種無關痛癢的東西來煩他們。但不管怎麼說，為了這樣的句子坐牢，永遠是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其實遠不隻是極權主義當局，而是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不喜歡或不習慣詩人出現在他們身邊，詩人們那種無所事事的神態、飄忽不定的目光，便已經對他們的生活軌跡構成了一種挑釁和威脅，更甭說那些看上去懸浮的、飄忽的詩句了。希臘聖賢柏拉圖的《理想國》裏，就拒絕給詩人以任何位置，他認為對付詩人最好的辦法是“給他們戴上羽毛、灑上香水，請他們到別的國度去”。這句話的現代版本是將他們塞進一架飛機！對於更重要的有關國家社稷的大事來說，詩的存在簡直就是一種不合作、幹擾，如同噪音一般。在這個意義上，沒有比取消一個詩人的存在更為“正當的取消”了，取消一個詩人會成為一切取消的開始，這樣的做法也最能夠贏得廣大群眾的歡迎。由此也可以看出，極權主義並不僅是20世紀才出現的現象，用布羅茨基的話來說，是人的本性使然，人的天性中就有這樣黑暗的種子，要求排斥和剪除“異己”。當然，在意識形態能夠成為統治基礎的現代社會，它才得到第一次全麵的實現。
回到哈維爾和布羅茨基的爭論上來。起碼，當哈維爾作為一名在野的藝術家的時候，他和布羅茨基並無本質的區別，他們的視角、聲音是一致的。別忘了，哈維爾出版的第一本書正是一本詩集《反符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