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起點看過去，哈維爾後來的立場肯定有所調整。要描述這種調整，問題或許得稍微修改一下才更為恰當——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政治家和詩人的區別，而是什麼使得身為詩人、劇作家的哈維爾最終走上了政治家的道路，也許這是同為詩人的布羅茨基根本不願意去想的。
四
布羅茨基繼續咄咄逼人地發表自己的觀點。
他說，被譽為“哲學家國王”的哈維爾，你本人應該知道，發生在他們民族身上的事情，與啟蒙運動有著某種密切的關係。從那時候起，便存在著一種看法，即人在本質上是善良的，但是始終遭到惡劣製度的摧毀，而改變那些製度就可以使人恢複其最初的善良。將這種有關製度的神話發揮到頂點，就是建構一個萬無一失的“警察國家”。與此相反，布羅茨基認為，“把社會建築在認識邪惡的這個承諾之上，比建立在人是善良的承諾之上來得慎重”。以那種挑釁性的口吻，布羅茨基毫不隱晦地指出“人是危險的”，他遠遠不是作為“讓一雅克·盧梭的注腳”。同樣，對於哈維爾始終向之祈求的“形而上的秩序”，布羅茨基認為，它“如果存在的話，也是頗為黑暗的。它的結構性慣用語就是它各個部分之間的互相冷漠”。
至此，某種真正的分歧才顯露出來。在這位詩人身上，懷疑主義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對於人自身、人類的曆史、人的理性以及超越性，布羅茨基否決的成分居多。聯係哈維爾本人的英雄主義行為，聯係他當總統之後所說的——“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維爾和布羅茨基的真正分歧在於各自對人性的估計有著不同的取向。比較起來，哈維爾對人性估計得稍高一些，而布羅茨基對人性的估計則低一些。當布羅茨基在俄羅斯充滿屎尿的水泥牢房中，麵對同樣的問題進行思考和作出結論時，比處於布拉格文明牢房中的哈維爾更加陰鬱，所得出的結論更加絕望。
現在能夠解釋為什麼哈維爾能夠從一個詩人、劇作家走向一個政治家了。一個行動的人之所以那麼做，一方麵是相信自己行為本身的意義；另一方麵是相信自己的行為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意義，能夠增加這個世界上“善的總和”。如此，他所站立的那個立場是一個稍高一些的位置。而決定布羅茨基之所以永遠是一個詩人，即使受盡迫害，他也不可能直接投身到改變這個世界的行動中去（像他這樣的人不在少數）的原因，在於他所站立的是一個比較低矮的觀察世界、觀察人性的立場，對於現實的人性、人們的現實行為，他們持有足夠程度的不信任，甚至認為即使製度改變了，人性或者人們的現實行為都不會有根本的變化。事情或許要從另外一個方麵著手才行。當然，在這兩者之間——政治家和詩人，對人性估計得是高還是低，不存在一個誰對誰錯的問題，他們隻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看出了人性或世界的某一個側麵，表達了對這一個側麵的認識。
詩人於是能夠成為這個世界的“警鍾”。他們報告人性的不良行為，揭露現實世界的腐敗和人心的黑暗，有時候以一種可怕的預言的方式，給這個世界和人們頭上澆涼水，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康拉德、卡夫卡。康拉德出版於1899年的小說《黑暗的心》，描述了一個名叫庫爾茲的人，出生於文明社會，卻與叢林為伍。其中有關文明僅僅是一層脆薄的外衣的揭示，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隨後到來的20世紀災難的巨大預言，對於當時正在出籠的各式各樣的救世方案，不啻為沉重一擊。當然，要聽進去這些詩人預言家們所說的話，是在人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製作的美國影片《現代啟示錄》，重新發掘了康拉德的這部小說，同名的庫爾茲同樣成為一個叢林小社會中任意專斷的現代君主，他臨死前喉嚨裏再次發出“可怕，可怕”的含糊聲響，把矛頭又一次對準人類自身：最可怕的是人類自己身上的惡及瘋狂。
五
對人性持一種相對樂觀的立場，使得哈維爾從一個藝術家走上現實政治的道路，這也許僅僅適合哈維爾本人，適合於某種特殊的環境——人們在其中感到完全的沮喪、無力、虛無，他們需要不斷地被告知，如果事情還有一線希望，那麼這個希望首先存在於他們身上，至少肯定不是存在於外部的某個地方。但也並不是像布羅茨基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政治家都對人性抱有一種樂觀的立場，他們若是表明他們的樂觀立場就是為了贏得聽眾的歡迎和掌聲。相反，另外有一些政治家持有和詩人相接近的關於人性惡的立場，正是著眼於人性不可根治的弱點和缺陷，才堅持認為必須建立製度性的防範，比如洛克、馬基雅維裏。將製度看作主要是用來防範人的和將製度看作是用來實現人的理想的，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對待製度和人性的態度，結果發展出兩種完全不同的製度和現實。至少，運用製度來“加工過濾”人性惡，比現實中運用人與人“殘酷鬥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要可取得多。當然，這是在一個相對比較正常的情況下，考慮如何建構人類社會的組織。而哈維爾麵臨的，主要是讓人們從極權主義導致的冷漠中恢複過來，擺脫虛無主義無孔不入的侵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