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於這部紀實作品主要不是主人公的“自述”，而是“他述”，從多渠道點點滴滴地收集起來的素材非常零散瑣碎，而且因知情者當時所處的角度不同加之時間久遠導至的記憶模糊，不同的人在涉及同一段經曆或同一件事情時，敘述差異比比皆是，甚至連傳主最親近的人之間對同樣經曆過的事情說法大相徑庭也不鮮見，因此要將這些“碎片”各自歸位並在一個有機整體中達到天衣無縫的效果，首先必須弄清事實本身，這就需要從所掌握的各種材料中反複進行比較，或者重新向有關人員進行采訪核實，隻有經過這樣的去偽存真和去粗取精，才有可能使這些“碎片”恢複原狀並鑲嵌到它們本來所在的“位置”，才有可能使之成為這個有機整體中的真正發揮應有作用的健康細胞。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我不得不常常為澄清一件小事耗費大量的時間，甚至為了核實一個也許隻會在文中出現一次的人的名字，或某件事情發生或結束的具體日期，通過長話乃至越洋電話直接向可能的知情人進行查對。但我覺得所有這些細枝末節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因為它們不但使我在寫作中感到心裏踏實，也保證了這部作品“存真”目標的實現，同時也使其具備了一種由真實所產生的力度和份量。
一部優秀的紀實作品，除了必須“存真”，還必須達到感人的效果。如果說前者與作家的創作取向相關，後者則與作家的感情投入相關。尚在采訪進行中時，我對吳雅、雷吟母女即產生了深深的感佩和痛惜之情，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因我與吳雅同屬一代人有關，她的許多經曆和感受，比如少年喪父，災年挨餓，勤工助學，文革動亂，上山下鄉等等，我都同樣經曆過、感受過，後來在事業上的奮鬥曆程，也大同小異，甚至對學習和工作的態度和日常的為人處世，都不無相似之處；我的孩子也與雷吟的年齡相仿，並且也有海外留學的經曆……所有這些，都使我對她們母女的命運遭際和生前的所作所為，都特別能夠理解。因此，在整部作品的寫作過程中，我完全沒有陌生感和隔膜感，卻常常被不斷喚起的親切感所包圍，我幾乎沒有感到自己是在追憶故人，每當我打開電腦，母女倆的音容笑貌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的情感也就在不知不覺中融進她們的生活之中……可以說，在這部紀實作品的寫作過程中，我真正做到了感同身受地真實再現這個家庭的三代女性的家世生平，命運悲歡和人生風采。我要讓所有過去不了解吳雅雷吟母女和她們的家世的人們在讀到它時都不能不為之動容，讓所有認識了解她們的人們在打開它時都感到她們又活生生地回到了跟前。我覺得隻有這樣，我才算真正寫好了這部作品。
經過近兩年的伏案工作，我完成了作品的初稿，並交給專程回到國內的劉冬環老太太審讀，同時通過吳言蓀先生發往加拿大和美國，請雷遠學先生和吳稚先生過目。數月後，吳稚和夫人趙小英返回國內，與劉老太太一起，將審讀意見綜合在一處，連同加拿大友人懷特先生、塔克爾先生和克裏彭先生對雷吟的有關回憶文字交到我手中，我據此再次對全文進行了認真的修改。
不久，雷遠學先生再次回國探親並專程從武漢來渝與我麵談他的審讀意見。我們麵對麵地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將書稿從頭到尾地進行梳理。然後我綜合幾方的意見，對書稿再次進行了認真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因個人處境和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劉老太太和雷遠學對書稿所涉及的部分內容的取舍出現較大的意見分歧，給全書的成稿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我隻能悉心聽取並揉和雙方的意見進行修改，力爭達成令雙方都能滿意的結果。改畢之後，我將稿子再次發往加拿大和美國，請幾位重要的當事人審閱。
然而此時年已八旬的劉冬環老太太的身體卻突現不適，閱看文稿出現困難！而她對此事又極為看重，不願放棄最後的責任，於是審閱之事便拖延下來。老太太體質原本很硬朗，我曾樂觀地認為三五個月應可康複，豈料年齡不繞人，老太太的康複過程極為緩慢，直到一年多以後病情方有所好轉，開始重新閱稿，並且每天最多隻能看上三五頁，待審閱畢全部稿子，差不多又是一年過去了。
時間在反來複去地修改、補正、校閱的過程中流逝，當我終於可以為這部在我數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非常獨特的書稿劃上句號時，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倏然來到麵前！但在這應該享受收獲愉悅的時候，我卻被一種悵然若失的情愫困擾著，因為我知道，我就要與數年來與我朝夕相伴的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眾多人物說再見了。幾年來，我是如此深地介入到他們的生活和命運悲欣之中，他們也同樣深深地介入了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旦明白分手的日子已經來臨，竟油然生出一縷依依之情。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悲歡離合，誰人可免？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命運。
應當說，吳雅和雷吟母女並非一般人們心目中的功德圓滿的“成功者”，甚至沒能走完本應更加輝煌的人生之路，那麼，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著我以這樣大的精力來采寫她們的人生故事呢？我覺得，除了感佩於吳雅雷吟母女奮鬥不息，卻壯誌未酬，令人既感佩又惋惜的一生之外，也是因為我從這個普通平民家庭的三代女性的不同人生境遇但卻一脈相承的理想追求中，真切地看到了時代的發展變化對普通中國民眾命運的深刻影響，看到了走出命運窠臼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女性，如何釋放出令人震驚的生命潛能，奮發有為，大放異彩，改寫了中國人和中國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我所做的這個在“社會細胞”層麵上的“立此存照”的工作，也許也正是這部作品所蘊含的獨特意義吧。
是的，盡管吳雅和女兒的生命都因意外戛然而止，但她們的生命軌跡所顯示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趨勢卻依然方興未艾，她們的精神生命還活在這個浩蕩奔騰的曆史進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們並沒有離開我們，她們生命和使命的接力仍在繼續。
最後，請允許我在此向所有為這部紀實作品的創作提供素材和予以其他幫助的朋友，表示真誠的謝意！除了前已提及的國內的朋友，這裏還要特別感謝加拿大友人基諾先生、懷特先生、塔克爾先生和克裏彭先生以及在加的華裔人士沈銘韜、單正君、李勁鬆、趙晶晶、趙瑩瑩、宣菲麗等眾多朋友的熱心支持。他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專門撰寫了回憶吳雅和雷吟的文字或做了錄音，這些寶貴的資料帶回國內後，原文為英語的皆由吳言蓀教授精心翻譯，然後交到我的手中，它們與已在我手頭的有關資料相互映證，並成為其重要補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因種種原因未能親赴加拿大采訪的缺憾。
正是大家的熱切關心和全力支持，才使這部作品得以順利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