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根據事前安排前往石堰二汽繼續進行采訪。數日裏共采訪了吳雅當年在二汽的領導、師傅、同學劉立功、張桂英、楊嘉倫、秦曉帆、沈合吉、程立新、江群華、方德華和李維國等共20餘人。
五一前夕，我帶著此番采訪的收獲：寫得滿滿登登的幾大本采訪筆記和40多盒錄音磁帶，以及收集到的與吳雅、雷吟母女有關的日記、信件、作文、文稿、報告、表格、論文、學術專著和國內外媒體的有關報道等數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各種獎狀、證書的複印件和有關內容的錄相帶等等，告別劉老太太和前來送行的二汽朋友，由石堰直接乘火車返回重慶。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已屆77歲的劉冬環老太太不辭勞苦地全程陪同張羅，並參與了所有采訪活動。除了采訪之外，她還親自帶著我看了吳雅當年在華工就讀和工作後居住和工作過的所有地方，雷吟在華工上過的幼兒園和附小、附中，他們一家在漢川居住過的地方和吳雅、吳稚當年上過的小學和中學，吳雅下鄉插隊的村子和他們的老家劉家大灣等等地方，那種由深沉的母愛而生出的執著精神，令我感佩不已。在武昌期間我與老太太和她的侄女顏會梅、侄女婿歐陽立祥一起，住在當年雷遠學和吳雅居住過的教授樓裏，在漢川則住在歐陽立祥和顏會梅的家中，一日三餐和日常生活均由他們照料，使我得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回到重慶後，我又通過電話采訪了在沙市工作的吳雅當年的同學和好友吳鳳鳴和彭茂竟夫婦，同時一邊察看筆記和資料一邊通過電話對包括劉老太太本人在內的一些當事人進行補充采訪，時間最長的則是對身在美國底特律的吳稚進行的數次總共長達10餘個小時的越洋電話采訪。在此期間我還收到了劉老太太托吳言蓀教授轉送來的劉寧、吳鳳鳴、沈銘韜、單正君、張鬆等親友撰寫的深切懷念吳雅雷吟母女的文稿。
在這次赴湖北采訪和收集材料的工作中，令我感觸最深的是，在吳雅和雷吟去世這麼些年之後，人們對母女倆依然是那樣的緬懷和痛惜，談起她們的生前種種，皆親切如數家珍，讚歎之情溢於言表。
雷吟當年的小夥伴，時在華工大念大三的鄭玥的一席話，可以代表大家的心聲，她說：“我知道吳阿姨和雷吟已經走了，但對於我來說，她們一直就在我身邊，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雷吟留給我的一切有形的東西，包括一張小紙條，我都悉心地珍存著，而我們過去所經曆的一切，點點滴滴，全都溶進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經常在心靈裏與她對話，在夢中與她相見，跟過去一樣談人生，談理想，談我們想談的一切……不管歲月怎樣流逝，世事如何變遷，此生此世，她都將永遠與我在一起，永遠不會有分別的一天！”
這一切甚至超出了劉老太太的預料！一圈采訪下來，她數年來幾近不能自拔的悲傷心情大為好轉。她對我說：看到這麼多人都沒有忘記她們母女，我內心裏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解脫，如果沒有這番回國，我都不知道後麵的日子該怎麼熬下去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因為親眼目睹了女兒和外孫女精神生命的深廣的社會存在，老太太終於開始走出數年來難以自拔的個人悲情，而她所竭力想做成的這件事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乎個人和家族層麵的意義。這次采訪的經曆對於我而言，除了收集到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之外，也使我受到了一番更深的觸動，從而為後來的寫作注入了新的動力。
2004年年中，這次大規模的采訪和材料收集工作基本結束。我們約定，對餘下的兩位最重要的當事人即當時還遠在加拿大的雷遠學和在美國的吳稚的的訪談，將在他們返國後再行安排。
是年國慶期間，雷遠學先生從加拿大回國後，專程來到重慶與我見麵，我們利用國慶長假麵對麵地連續長談了整整三天，直到後來我因體力透支患上重感冒方才不得不罷休。這次他並帶回了一些加拿大方麵的相關資料，包括加拿大友人基諾先生的回憶文字和趙晶晶、趙瑩瑩姐妹，宣菲麗小姐等人的回憶錄音和當年在加拿大舉行的吳雅、雷吟追思會的現場錄像等等寶貴資料。
2005年7月，吳稚攜兒子吳川由美國回國，我亦與父子倆進行了三天的晤談--先與吳稚談了兩天，吳稚先行返美後，又與暫時留下的吳川談了一天。父子倆也帶回了一些重要的資料和照片。
對於這兩次重要采訪，我有一個同樣的感受，盡管吳雅、雷吟母女罹難已經五年有餘，但對於她們的至親親人的雷遠學和吳稚來說，心靈深處創傷卻遠未愈合，對母女倆的思念之情也並未淡去，她們仍然鮮活地活在他們的心裏，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現在的生活，他們在為母女倆的英年早逝而痛惜悲憾的同時，也為自己曾經有過這樣優秀的妻子和女兒，這樣優秀的姐姐和侄女而深感自豪。如果說兩人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從吳稚身上還感受到了一種痛切的自責和內疚，這種自責和內疚既是對姐姐和侄女的，也是對雷遠學的，也許這種自責和內疚將會伴隨他的一生。說到這裏，我還須多說一句：在我與雷遠學的接觸和交談中，我並沒有察覺到他有一絲將自己家破人亡的巨大不幸遷怒於妻弟的意思，而隻是充滿深情地訴說著對妻女的思念，默默承受著那份綿綿無期的痛苦。在我看來，他們在這件事情上都表現出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情懷。
其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這部我視之為自己的一樁人生使命的紀實作品的創作，可以說除了必須應對的日常工作和無法回避的應酬、出訪外，我把包括節假日在內的所有業餘時間都用在上麵了，多年養成的不開夜車的習慣被徹底打破，幾乎每天都是伏案到深夜，少有在淩晨兩點以前就寢的。人一旦進入亢奮的創作狀態，大腦也不是想歇就歇得下來的，常常是人躺在床上，作品裏的人和事還在腦海裏活動，突然有了什麼重要想法，即趕緊披衣下床記下，往往一直折騰到天亮。
對於這部作品，劉冬環老太太和雷遠學、吳雅先生有一個共同的意願：所有內容都應還原真實，不能有任何臆造和虛構。這也正是我的想法。我認為，紀實作品的生命在於它的真實性。一部嚴肅的紀實作品，不能有任何建立在推測或猜想之上的“想當然”成分，更不要說虛構和臆造了。當然作家有對素材進行篩選的必要，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傾向，但所有這些都必須以對事實的尊重為前提。特別是對這樣一部“為生民立傳”的作品，如果失去了真實性，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因此從一開始我就對這部紀實作品定下了一條基本原則：言必有據，杜絕虛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