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諸家都是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中有我國台灣學者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唐君毅認為，中西文化各有特點，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和藝術，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和科學。雙方各有長短，應該互相學習、互相補充。西方可以學習中國文化中的向內追求、自我滿足的精神，以觀照體悟而非概念來把握世界的方法，及天下一家的思想等等。中國可以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民主和宗教精神。當然不是簡單地生搬硬套，應從中國思想與上述內容相近的格物致知、民本思想、敬天思想出發來加以接納、改造並且實現超越。
時代不同了，社會生活的樣式變化了，人們的思想、理論包括道德宗教也應該跟著變化。以為儒家思想隻要裝配上科學與民主的“架構表現”，就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指導現實生活的思想是不切實際的，作為一個體係的儒家理論在新的時代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其精華則是完全可能而且應該被批判地加以吸收，以構成新時代的道德及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們，表現出更加開放的心態，可以期望他們在傳統的批判繼承方麵，做出更新的貢獻。
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梁、熊二人對西方思想有一定了解。梁氏讚賞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並拿來與孔子思想相比附。熊氏對黑格爾的辯證法、羅素的事素說以及柏格森哲學都有所借鑒，運用西方思想方麵比梁氏高明。但總的說來，他們對西學的掌握，都不能算是深入的。三四十年代活躍於知識界的新儒家代表人物馮友蘭、賀麟則大不相同。他們對西方哲學有深刻研究，馮氏精通新實在論，賀氏是黑格爾哲學專家。馮氏服膺程朱理學，但他不是照著原樣講，而是“接著講”。就是說他用新實在論、邏輯實證論的原則和方法對理學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具有現代色彩的新程朱理學。這表現在：一、重視邏輯分析，將程朱理學進一步抽象化，建構一個超越的共相世界；二、重視理性思維，把成聖的修養過程看成理性認知過程，而不是直覺體悟。賀氏服膺陸王心學，把它和黑格爾哲學結合在一起，發展為“新陸王”。
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代表人物康有為(公元1858—1927年)，學習了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進化論思想，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鼓勵國家和私人開辦實業。他批評儒家傳統觀念，宣傳改革思想，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法，這一切都在尊孔的旗幟下進行。他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用公羊學方法考證出孔子的微言大義全為改革政治製度而發，不過孔子是托古改製，即假托堯舜禹湯等聖王的言行提出改製的主張。康有為自己托古改製，偏說孔子托古改製，自己有民主和進化論思想，偏說孔子有這種思想，讓這樣的孔子站出來反對傳統儒學。這種做法，正像他在戊戌變法(公元1898年)時期擁戴光緒皇帝反對滿漢地主階級頑固派一樣，用心良苦，但注定要失敗。
但是，由於他的儒家立場過強，對於宋明理學的心性學說信仰過深，所以對於儒家包括現代新儒家的道統揄〔yu漁〕揚太過，以為它不但可以救中國，而且可以救“西方之自毀”，為世界指出新路等等。他認為，儒家思想無所不能，用之萬世而無弊，沒有開出科學民主，不是它本身的問題，隻是“表現”上的問題，而它本身已經“超過”了開出民主與科學的水平。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孔子以來兩千多年，朱熹以來八九百年中國沒有開出，而隻有在看到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之後我們才在老祖宗的理論中開出它們來。其實理學家們曆來強調修養與事功的一致性。他們認為功利之徒的事功不是真正的事功，因為這些人沒有道德修養；他們也批評佛老的修養是不正確的修養，因為這些人不從事治國平天下，專事個人的解脫。因此隻有堅持內聖，才能做到外王。在這裏內聖與外王都是有具體內涵的，對於他們來說，從舊內聖開出新外王之說本身即是不能成立的。說到西方，它的價值失落和由此引起的各種社會病，與儒家思想相比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決不是儒家的心性理論、道德理想主義所能解決的，儒學隻能在某些方麵給以啟迪而已。“良知的自我坎陷”是從內聖開出新外王的必經之途，是牟宗三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自我坎陷最終也隻能是一個良好願望，理論上無法推演，實際上無法操作。
中國共產黨人從西方學到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他們繼續發揚“五四”運動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對儒家思想提出了批判繼承的科學口號，毛澤東早在1927年就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高度讚揚農民打倒它們的革命行動。他主張“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但是對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則采取分析態度，“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他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在論述共產主義道德原則和道德修養時，對儒家倫理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加以改造吸收，在繼承傳統思想文化的珍貴遺產、推進新文化的發展方麵做了可貴的嚐試。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運動，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參加了這場鬥爭，對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猛烈批判。陳獨秀認為儒家思想“無一不與現實生活背道而馳”，號召青年堅決廢止與“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李大釗認為由統治者獨尊的儒教是曆代專製政治之靈魂，必須撞擊之打倒之。魯迅指出，儒家仁義道德之類的說教背後，隱藏的是“吃人”二字。被譽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認為忠孝觀念完全是為維護專製宗法製度而設的，危害極大，因此“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能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校，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已，籲！”這一切在知識界乃至民眾中，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孔家店坍台了，儒教的統治崩潰了。然而“五四”運動運動也有其缺陷，對傳統文化分析不夠，否定過多，不少人有全盤西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