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嚴複(公元1854—1921年)與康有為不同，直接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觀點。他早年留學英國，對中西兩方麵的情況都非常了解。在甲午戰爭(公元1894年)時期，迫於民族災難，他發表了《原強》、《辟韓》等一係列名篇，後來又編譯了《天演論》，一麵對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痛加針砭，一麵通過中西思想、文化、製度的對比，介紹西方新觀念，批判中國舊觀念。他指出西方之強，根本原因在思想、製度，而聲光化電，船堅炮利僅僅是現象而已。西方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在學術上講究科學，這都是中國的聖賢所不知道，甚至深深恐懼的。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原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社會領域也是適用的，中國人如果不能學習西方，拋棄舊的觀念、製度以圖自強，就將作為劣等民族被淘汰，橫遭亡國滅種的慘禍。這時的嚴複是反傳統的，但是經曆了戊戌維新失敗、義和團運動，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感到西學不但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甚至在西方也造成貧富對立、爭奪搶掠，直到引發世界大戰，於是他的思想又回到舊傳統，認為隻有孔孟之道才能給世界帶來福音。
從鴉片戰爭到今天的150年中，中國人幾乎時刻都在思考如何對付西方的挑戰，如何通過革命和改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新儒家的代表們在哲學和文化方麵的探索有啟發性，在中西文化比較，傳統與現今的接軌等問題上，他們的看法值得借鑒。
鴉片戰爭後，中國從封建社會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列強船堅炮利，一次又一次打敗清政府，逼它簽訂各種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不但大清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不管用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學也失靈了。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設獨立富強的新國家，先進的中國人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向西方學習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宣傳西方思想，批評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觀念，以便教育和喚起民眾，改造舊中國。
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向西方學習基督教思想，宣傳上帝是世界主宰，人人是上帝子女，清政府壓迫人民根本違反上帝旨意。他認為孔子完全是為妖魔——帝王將相說話的，“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並且編造神話，說上帝對孔丘十分惱火，在天廷審訓、鞭撻孔丘。太平天國用行政手段對付儒家思想，如燒儒書，刪儒書，拆孔廟。但行政手段解決不了思想問題，傳統的宗法等級觀念，在天國領袖的頭腦中不但沒有清除，反而滋長泛濫，這是小農意識的局限性，也是導致起義失敗的原因。
我們看到，清末以來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各方麵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變局，這是對民族的考驗，也是對傳統文化的考驗。儒家學說是怎樣回應這一係列挑戰的呢？首先站出來的是舊儒學的政治保守主義，這一派的代表認為孔孟之道，綱常名教，祖宗之法都是不能變的，不變則中國太平，變則天下大亂，所以這些是所謂根本，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照講照辦。西方的政治學說，道德觀念如自由、平等、博愛以及民主製度等等，都是無君無父，非聖無法的邪說邪教，斷斷不可在中國實行。如果說西學還有什麼可取之處，那就是機器、槍炮，可以用這些東西為中國的舊政權、舊製度、舊禮教、舊觀念服務。這便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極端的保守派如慈禧之流，是連洋人的機器也不要的。不那麼極端的保守派亦即洋務派，如曾國藩、張之洞等，主張中體西用，引進洋人的技術設備，造槍炮船艦，武裝軍隊。結果如何呢？事實證明，不管有沒有西學的“用”，他們千方百計所要保衛的“體”都是必然垮台的。中國的舊政權舊製度等等，確已灰飛煙滅，永遠地成為曆史陳跡了。
“五四”運動之後，一些信仰儒學的知識分子懷著深刻的憂患意識和複興民族文化的決心，重新思考在西方文化大潮的衝擊下，中國向何處去，儒家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本位文化，中國儒家的心性理論，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國文化區別於西方，優越於西方的特質。不過由於它的某些缺點，沒有發展出近現代的科學和民主，導致中國在政治與科學技術上的落後。但是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天生不能與科學民主聯係在一起，其實經過一定的轉換，完全可以從儒家學說中發展出科學與民主。他們認為儒家思想經曆了先秦兩漢，宋明理學兩個發展階段之後，現在是它的第三期發展，任務不僅是為中國開出科學與民主，而且要用傳統價值觀幫助西方人，為世界指示一條新路。這就是當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場與總體麵貌。
牟宗三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公開大膽地承認儒家思想的缺點，未能開出近代科學與民主，並且力圖通過自己的理論工作，讓科學民主在中國文化中生根。因此人們說新儒家是保守的，並不是指它的政治立場，而是指它的文化思想。牟宗三不但接納西方的科學、民主，而且還接納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對中國儒家思想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牟宗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特殊價值。第一，它具有內在的超越精神。所謂超越就是現實之上的價值根源與價值目標，在西方它是上帝，而在中國它是天理。上帝是外在於人的，天理雖然也高高在上，但同時又內在於人的心性。所以儒家尋求價值之源，是依靠人自己的努力，通過自我覺悟的道路。因此，它是道德，同時又有宗教的意味。第二，它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道德理想主義是說，人的仁心既是至善的，又是普遍的法則，仁心是人自然向善、厭棄邪惡、成聖成賢的動力和根據。對於價值失落的西方人來說，儒家理論不啻是一劑對症的良藥。最後是它的人文主義精神，也就是用道德理性教化人類，對內來說是化成氣質，對外來說是化成天下。因此傳統儒學應該堅持，過去如此，現在與將來也應該如此。他認為，中國雖然在外在的建樹上遜於西方，但在精神境界上卻高於它。他說：“所以中國不出現科學與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過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