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通過古代的絲綢之路早已有交往。但真正把儒家思想傳到西歐並產生影響的則是明清時代來華的傳教士。17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傳教士首先來到中國，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穌會士利瑪竇(公元1552—1610年)。利氏1582年來華，留居中國28年，接觸各階層人士，結交徐光啟、李之藻等一批官僚士大夫，對中國國情、傳統思想有深刻的了解。他下苦功學習儒家經典，深知其影響既深又廣，認為隻有肯定儒學並把它與天主教教義結合起來，才能在中國傳教。他一麵用中文發表《天主實義》等書，向中國人傳播用儒學論證的天主教教義，一麵用拉丁文出版他譯的《四書》和他寫的《基督教傳入中國史》、《利瑪竇日記》，向歐洲介紹中國和儒學。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利氏因此得到“博學西儒”的雅號。此後來華的傳教士有增無減，其中多數人也像利氏一樣，主張天主教與儒教相融合。他們既講聖經又講儒經，如艾儒略在福建傳教多年，被當地人稱為“西來孔子”。他們也大力向西方介紹儒學，傳教士殷鐸澤等人的《中國之哲人孔子》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後，歐洲學者普遍認為孔子是道德與政治哲學的最大學者，對儒家的讚美達到最高峰。
儒家思想在啟蒙運動盛行的西歐特別是法、德兩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為什麼一個封建宗法等級製的思想體係會幫助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呢？這是因為啟蒙思想家們由於渴望非基督教文化，而把儒學大大地理想化了，用他們自己的觀點去闡釋儒學，他們抓住儒學的某些特點，向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去理解和解釋，儒學便成為主張理性、博愛和道德，主張法製和開明君主製的學派，他們借用儒學的名義發揮他們的主張。因此越是熱烈要求思想啟蒙的人，越是熱烈地頌揚儒學。法、德兩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如此。19世紀的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有類似的情況，用儒家的“聖王”去解釋他們的民主思想。這時的英國經過革命和妥協之後，社會秩序已經安排就緒，沒有法國那樣強烈的啟蒙要求，所以英國人能更客觀地看待儒學和中國文化。雖然在英國建有歐洲最早的孔子廟，作為歐洲“中國熱”的一個反映，但那隻是從建築學上考慮，備一個中國風格的建築物，決不是尊崇儒家，實際上英國人對儒家思想是冷淡的。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公元1694—1778年)對孔子及其學說最為傾倒。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德治思想，認為中國兩千年來從天子到庶人都以修養道德為本，以孔子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能做到國泰民安。由於孔子思想的強大威力，征服中國的人，到頭來都被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征服。伏氏反對君主專製，主張開明君主製，在他心目中，中國正是開明專製的模範。中國政府把增進人民的福利當作首要的工作，人民則把政府官員看作家長。他認為中國的政治組織是最優良的，他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伏氏對儒家隻講道德，不講“怪力亂神”等迷信觀念，十分讚賞。他說：“道德是來自神的，所以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是一位自然神論者，認為真正相信上帝的人隻講道德，不講迷信，孔子就是這樣，歐洲的教會恰恰相反，隻講神學迷信不講道德。為了宣傳孔子倫理思想，他把元曲《趙氏孤兒》改編為《中國孤兒》，搬上法國舞台，讓法國人看到道義畢竟要戰勝暴力。伏氏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讚譽孔子思想，把孔子畫像掛在自己的禮拜堂中朝夕禮拜。
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霍爾巴赫(公元1723—1789年)，對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十分推崇。他在《社會的體係》一書中強調：“中國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個曆史悠久的帝國向人們顯示，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道德成為一切合於理性的人們的唯一宗教。”他認為歐洲的政府一定要學中國，歐洲的基督教道德也應用儒家道德取代。另一位百科全書派學者狄德羅(公元1713—1784年)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隻用理性或真理去治國平天下，令人欽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