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公元1694—1774年)認為真正創造財富的是農民的勞動，是農業，而不是貿易經商。他對儒家學派的重農輕商思想十分讚賞，並且認為儒家舉賢才的思想以及以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做法，比法國世襲貴族把持官場的做法要優越得多。在他的提倡鼓吹下，法王路易十五也曾仿照中國皇帝的樣子，舉行親耕儀式。由於魁奈敬重孔子，宣傳儒家思想，他本人被稱作“歐洲孔子”。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說：“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恢複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愛人，戰勝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複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重農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爾果不但閱讀儒家書籍，而且與旅歐華人有密切交往，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發，推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8世紀的德國思想界，也流行著孔子熱、儒學熱。德國大哲學家、大數學家萊布尼茲(公元1646—1716年)很欣賞中國的古老文化。他讀過儒家經典，與到過中國的傳教士關係密切。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倫理堪稱模範，帝王賢明，平民有教養，如能把這些引進歐洲，而中國引進歐洲的理論自然科學，一定會增進人類的幸福。萊氏的數學成就之一是創立了用0和1表示所有數字的二進製數學。後來當他看到邵雍《先天圖》六十四卦的排列時，驚喜地認為，中國古代的伏羲氏幾千年前已經懂得二進製的道理了。因為號稱伏羲先天圖的六十四卦次序，從坤開始每卦遞增一個陽爻——，到乾卦為止，秩序井然。如果以陰爻為0——，陽爻——為1，那麼每一卦都是一個二進製的數字，如坤為000000，乾為111111，用自然數表示分別是0和63，中間各卦分別為000001，000010……，111110，用自然數表示即1，2……62。萊氏說：“這個《易圖》可以算現存科學之最古的紀念物，然而這種科學，依我所見，雖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數千年來卻沒人了解它的意義。這是不可思議的——它和我的新算術完全一致，……要是我沒發明二元算術，則此六十四卦的體係即為伏羲《易圖》，耗費了許多時間也不會明白的罷！”萊氏的學生沃爾夫(公元1679—17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傳者，在這方麵他的影響更大，因為他不像老師那樣偏愛拉丁文，而是用德語在大學裏授課。1721年他在哈爾大學講《中國的實踐哲學》，認為儒學是關於政治、倫理的實踐哲學，是由堯、舜、孔子等創立和堅持的傳統觀念。儒學以自然和理性為基礎，與基督教的神啟和信仰可以相輔相成。雖然承認兩方麵都是真理，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他對自然和理性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德國政府認為他宣傳了無神論，勒令他在48小時內離開德國，否則即處死刑。不過這種辦法並沒能阻止沃爾夫思想的傳播，他受到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學在一段時間裏占領了許多大學的講壇。
19世紀以後，西歐各國對儒家思想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熱”、“孔子熱”消歇了，代替崇敬、讚揚的是鄙視、貶抑。這時西歐的學術界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之後，對中國文化的底蘊已經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們看到前輩學者的誇大和失實。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各國資本主義製度已經建成，它們需要的是殖民擴張，奪取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中國這個老大腐朽的東方帝國恰恰是它們的掠奪對象，對中國的政府、人民和傳統文化鄙視乃至仇視就是非常自然的了。這時它們也還要研究中國，但目的不是發揚中國的國粹，而是找出其缺點、弱點、落後和腐朽的東西，以便打敗和製服它。從學者方麵說，以增進了解和友誼為學術研究目的的，不乏其人；但是從政府、財團、基金會方麵說，它們撥款建立研究機構、購置圖書等等，總離不開侵略與擴張的需要。不像啟蒙學者對儒學和中國文化有意抬高，而是有意貶低。
儒家經典經傳教士和旅歐華人的迻〔yi移〕譯，源源不斷地在西歐各國出版，其中不僅有《五經》、《四書》，還有《通鑒綱目》、以及一些文藝作品如《元人百曲》、《趙氏孤兒》等等，加上傳教士自己寫的關於中國、儒家思想的書籍，在讀書界、思想界造成強大聲勢，使各國王公貴族到普通民眾都關注中國，甚至形成中國熱。18世紀的法國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先進的思想家們正在從各方麵批判基督教和教會，啟發著人們的頭腦，當儒家這種非基督教思想體係出現在麵前時，他們的驚喜、振奮是可想而知的。儒學給了他們以極大的鼓舞和啟迪，受到他們的衷心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