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冷漠侵入到我們的生活時，即便歡聚在一起，又有何溫暖可言？
經典實驗：“漠視”效應
1964年3月，在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發生了一起謀殺案，《紐約時報》很快以此為焦點，做了該報的頭版頭條，消息一出全美嘩然。身為酒吧經理的吉娣·格羅維斯是一位年輕的女士，案犯溫斯頓·莫斯雷在格羅維斯的下班途中將她刺死。案犯和被害者並不相識，還有兩名婦女在此案案發之前就喪命於該犯之手。謀殺全程持續了半小時時間（莫斯雷刺中了她，離開，幾分鍾後又折回來再次刺她，又離開，最後又回過頭來再刺她），之所以這起謀殺案成為全美焦點，是因為在作案期間，受害者反複尖叫，大聲呼救，有38個人看到她被刺的情形，但就是沒有人對她施以援手，甚至都沒有人幫她打電話報警。
全美公民一致將矛頭指向這38個無動於衷的冷血動物，譴責他們的冷漠和無情。可是，約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內這兩位生活在紐約的年輕社會心理學家對人們的這一言論相當不滿。他們認為，這38個人無動於衷一定有他們的隱情。
經過幾周的精心籌劃，他們展開了一個關於應急情況的調查。在研究中，紐約大學心理學入門課的72名學生作為本次調查對象，他們參與了一項未說明的實驗，以滿足課程的一項剛性要求。巴利、拉塔內告訴每一位受試者，該實驗涉及都市大學生個人問題討論。2人組、3人組或者6人組是該討論的討論形式。為了盡量減少暴露個人問題時的尷尬，他們將散落到相隔的房間裏，以對講機通話，並安排好通話順序。這些受試者毫不知情，不管受試者在和第幾個人對話，事實上和他對方的內容都是事先錄播好的--第一個發話的總是一名男生，他說出了學習和生活在紐約的困難之處，並坦白自己在重壓之下，常常出現幾乎癲癇的狀態。到第二輪該他發言時，他的聲音變了，說話前言不搭後語、磕磕巴巴，並表現出呼吸急促的症狀，“老毛病又快要犯了，”他深呼吸，聲音急促地說，“我就要死了……哎喲……求求你們救救我……啊呀……發作……”然後，一陣急促的喘氣後，就沒有了動靜。
在以為隻有自己和那個半癲癇對話的受試者中，有85%人做出有人犯病報告的選擇；在那些認為還有4個人也聽到這些發作的受試者中，隻有31%的人行動了。後來，當問及學生，他們的反應是否會因為別人在場受到影響時，他們一致強調沒有；他們真的沒有意識到其巨大的影響。
巴利和拉塔內的實驗完全解釋了克尤公園現象，他們稱這種現象為“旁觀者介入緊急事態的社會抑製”，換而言之就是“旁觀者效應”，正如他們實驗中一樣，正是因為有多個目擊者在緊急事件現場，才讓旁觀者做出了無動於衷的選擇。對此，他們進一步解釋說，“可能更多的是目擊者對其他目擊者的反應而做出選擇，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於一個人‘病態’的性格缺陷中。”
相關實驗
A.外鄉人的答案
實驗原理：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有什麼樣的國民；正是當下的文化造就了如此的國民。
實驗主持人：Matt夫婦。
實驗過程及結果：
一個寒冷異常的下午，下班回家的你在路上偶然遇到一個雙腿殘疾的乞丐。衣衫襤褸的乞丐在這麼冷的天還穿著單衣，你注意到他瑟瑟發抖的身體。假設你是一位極富金錢、極富憐憫、極富慷慨的“三富好人”。你將——A.把他接到你家過冬。
Ｂ.給他足夠多的錢，讓他到旅店過冬。
Ｃ.視而不見，置之不理。
這個故事發生的地點在上海某小區裏。據《東方早報》報道，一對名為Matt和Ella的美國夫妻住在那個小區裏，夫妻倆都在上海當地一家廣告公司工作。Matt在某天下班經常乘坐的地鐵站裏遇到一位雙腿殘疾的中國乞丐。乞丐在這麼冷的天裏居然還穿著單衣，乞丐瑟瑟發抖的身體被Matt注意，於是Matt將乞丐接回了自己的家中。
實驗聯想：
故事才剛剛開始。乞丐得到了Matt家裏的鑰匙，Matt讓他隨時過來。這個小區的住戶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不久，中國鄰居就發現這位雙腿殘疾的乞丐經常在樓道裏出沒。中國居民對這個乞丐感到很是恐慌--這個乞丐要是一個壞人那該如何是好？萬一他偷我們家東西怎麼辦？他如果是個人販子該怎麼辦？後來，中國居民才發現這個乞丐是美國居民的客人，他們怎麼想也想不通，美國人為什麼邀請這樣的人來自己家裏。中國居民到居委會反映了這一事情，他們要求美國人不要再請乞丐到小區來。麵對這樣的刁難，美國夫婦先是感到驚訝，然後他們辯駁道：“首先，憑什麼說窮人就是壞人呢？其次，我邀請誰來我家那是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