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青海和甘肅北部在當時是由著名的四大馬——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實行軍閥式的統治。統治寧夏的是馬鴻逵，他同馬步芳是遠親。這種少數民族地區本身就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極具吸引力，再加上現在處於戰亂時代，軍閥、國民黨、共產黨、回民內部的教派之爭，這些政治關係使得這個地區的社會生活和政治局勢都顯得更加與眾不同了。在這麼複雜的地區共產黨是如何進入？又如何與當地的回民群眾建立信任關係的？這些有著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對共產黨的紅色革命又是持什麼態度？這是斯諾頗為感興趣的問題。當地回民應該是馬氏家族軍閥統治的忠實擁護者和支持著，他們對紅軍應該持排拆態度，這是斯諾最初的想法，可當他真正接觸這裏的回民群眾、接觸這裏的紅軍時，才發現一切都與他所想的完全不同，這裏的軍民關係十分融洽。斯諾在十五軍團的訪問其間，他在回民教導團訪問時，發現這個團的戰士大多都是從馬家軍隊伍中過來的。
共產黨的抗戰政策和民族政策之所以能夠被當地的回民群眾接受，使當地的回民群眾從抵製態度轉為支持紅軍革命，這要從馬鴻逵對寧夏地區的統治說起。馬鴻逵是馬福祥的長子，1933年開始主政寧夏，他為了鞏固自己在寧夏的統治地位，集黨、政、軍大權為一身，唯我獨尊，獨裁專斷，將寧夏變成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馬氏家族天下，就連國民黨也難以在寧夏立足。馬鴻逵在寧夏實行專製壓榨式的統治的過程中，政治上通過縣、區保甲製緊緊控製農民，經濟上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境內關卡林立，幾乎是貨無不征、無物不稅，使得農民賣牛賣田，大量的土地被當地的官僚、稅吏和地主兼並霸占，造成城鎮商業凋零，許多實業破產。但讓百姓最為不滿的是馬鴻逵的無理征兵行為，馬家軍幾乎全是強迫征來的，百姓家裏凡是有兒子的都要送去當兵，從1934年到1936年，征兵三次，1936年，馬鴻逵為了堵擊陝北的紅軍，竟連為其效命的保甲長也一起抓去當兵。不想去的可以自己花錢雇傭別人代替，但這隻有有錢人才能做到，窮人家是沒有錢雇人替自己去當兵的，因為他們根本雇不起，雇人的價格已經漲到150元了。百姓們不堪忍受，紛紛逃亡，馬鴻逵則派人到處抓捕，尤其對逃兵，一經抓獲，輕則毒打，重則槍斃，最殘忍的是將逃兵抓來按倒在地像宰羊似的屠殺。農民無奈，有的采取了自殘方式逃避抓丁。回民是一個熱愛自己祖國獨立和統一的民族，而此時，馬鴻逵為了讓日本人支持自己反共，將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帶進了寧夏，並允許日本人在城北修建一個機場，回民同胞是堅決不允許日本的勢力侵占他們的家園的。馬鴻逵的殘苦統治激起了寧夏人民的強烈反抗。斯諾本來對於共產黨所說的馬鴻逵的劣跡還有一些懷疑，但當他自己與當地的一位賣瓜的老鄉聊天時，從老鄉的口中得知“馬鴻逵讓他們活不了，搶他們的兒子當兵，又燒又殺，……”在馬鴻逵的統治下回民的生活太苦了。
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進駐寧夏時寧夏境內的狀況，如果沒有上述的狀況，共產黨能否成功進入寧夏並在當地建立新的紅色革命根據地都是一個問號。因為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對回民群眾多年的壓迫和回漢之間的仇恨，使他們對一切漢人都有著防範和懷疑，有天生不願與漢族合作的心理。而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她卻能在短時間內消除這種隔閡。
通過了解，斯諾得知紅軍在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後，積累了豐富的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政策理論。其中的典範便是劉伯成與彝族小葉丹結盟。當時，劉伯成與聶榮臻所率紅軍準備進軍大渡河，從瀘沽到達大渡河有兩條道，一條大道，一條山道，大道易行，但有國民黨軍隊的主力軍防守堵截，山道難走，而且還要通過素來讓漢人畏懼的彝族聚居區。當地的彝族分為黑彝和白彝，他們之間有矛盾，但他們對漢人的疑忌都很深。曆史上諸葛亮七擒孟獲就是在這裏，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劉伯成與聶榮臻在權衡利弊後，決定走山道進入大渡河。紅軍堅信以心服人者人心服，拿出了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的耐心，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不許對彝族百姓開槍，宣傳共產黨的革命政策，爭取和平通過彝族區。經過反複地與當地的彝族百姓接觸，宣傳不拿百姓一物，不住宿，隻借道而過，彝漢民族平等，幫助彝族百姓打倒當地的軍閥、漢人財主，分給彝族百姓糧食、田地。最後彝族沽基家的小葉丹同意與劉伯成見麵，在交談中小葉丹了解了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又被劉伯成的氣度和風範所折服，提議與劉伯成結成兄弟，他們歃血為盟，小葉丹還送當地的彝族百姓入伍為軍。劉伯成與小葉丹結盟是我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的成功運用，在民間也被傳為佳話，也成為西征紅軍處理寧夏回族問題的寶貴經驗。在西征之前，共產黨早就認識到了甘肅、青海和寧夏的回民地區在整個戰略中的重要性，也知道這個地區情況的特殊性。並且，紅軍在寧夏地區已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西北這個寬闊的地帶控製著通向新疆和外蒙古的大道，也控製著共產黨同蘇俄發生直接聯係的大道。西北有一千多萬回民，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保衛西北是我黨目前的重要任務，我們要在西北五省建立抗日根據地，使我們能夠更有力的領導全國的抗日運動。同時，在這些地區建立根據地還有利於我黨隨時與蘇聯和外蒙古取得聯係。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當地的回民群眾爭取到我們的勢力範圍和統一戰線中來，否則我們的任務就不可能實現。因此，紅軍為了能夠順利進入寧夏地區，能夠盡快與當地的回民群眾融為一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二十五軍經過寧夏時，已經在寧夏進行了宣傳。回族獨立師的馬青年回憶說：“當時西吉的興隆鎮來了一支部隊，他們個個頭戴一頂八角帽，身著一身青軍裝，隊伍特別整齊，無人東張西望，無人嘻笑，不打人不罵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對群眾非常體貼，為群眾挑水、掃院、看病、挖廁所、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鼓勵當地的回民群眾推翻壓迫他們的國民黨和軍閥馬鴻逵的統治，反對大漢族主義等。並且在政策上提出了“取消一切苛捐雜稅；不打回民的土豪；使用回民的器具要征得主人的同意；注意買糧、買菜要公平；強調違反者以軍法論處；”紅軍以過硬的政治生活素質贏得了群眾的信任，看到這些布告，當地的回民群眾爭相奔走相告，許多躲在山裏的百姓都紛紛返回家中，繼續生產、生活。紅二十五軍在寧夏的興隆鎮、單家集雖隻住了五天，但在回族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受到了多數回民群眾的熱情歡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