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橫行華北，中華民族處在危險的邊緣，抗日的使命已經提上日程，這樣的時代背景，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主旋律成為積極尋求與國民黨的合作，積極宣傳抗日，極力促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為祖國和民族的存亡而鬥爭。起初，斯諾並不了解統一戰線意味著什麼，在采訪毛澤東時，斯諾就問到了有關統一戰線的問題，毛澤東對斯諾說：“在整個中國正麵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麵都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隻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誌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後來在談到共產黨為什麼要改變策略，積極尋求統一戰線時，毛澤東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讚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但斯諾到了前線後，還想親身感受紅軍在實踐中是如何貫徹統一戰線的，戰士們心中的統一戰線倒底是什麼？他通過與西征紅軍將領的接觸，深入到戰士和百姓當中親眼觀察、采訪來了解紅軍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西征中的統一戰線工作，主要是作好敵軍、友軍及回民的思想工作。在指揮部隊野戰攻城的同時，彭德懷還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緊密結合起來，以“鬥”促“和”，化敵為友，對東北軍和寧夏“二馬”部隊開展了廣泛的“攻心戰”，指揮紅軍部隊開展了有聲有色、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彭德懷指示西方野戰軍指戰員宣傳、貫徹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以誠懇，耐心、熱情的態度對待東北軍、西北軍等國民黨軍隊。他還多次給何柱國、王以哲等東北軍將領寫信，陳說利害，曉之以民族大義，動之以愛國熱情，勸說他們停止內戰，與紅軍聯合抗日，使他們深受感動，逐步改變了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態度，讚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停止和紅軍的敵對行動。在清水河一帶的紅一軍團的戰士，以人民抗日軍政治部的名義寫信、散發傳單、書寫標語，說明紅軍的立場。凡是紅軍經過或住過的地方，不管在岩石上、牆上、門板上都寫上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馬”、“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對外一致抗日”、“打回東北去”、“打回老家去”、“誓死不當亡國奴”等標語口號，得到了東北軍不少官兵的同情與支持。馬鴻賓在紅軍西征之初，反共比較積極，彭德懷指揮部隊對其三十五師予以重創後，又多次寫信，耐心勸說，使馬鴻賓逐步覺醒，馬部官兵對紅軍作戰也不再賣力。彭德懷率西方野戰軍在寧夏的統戰活動對國內形勢產生了積極影響，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