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獻珍平反後不久，來自鄂西北故鄉的一位年輕人，了解到楊獻珍在論戰中遭受的奇冤之後問他“是否後悔”，楊獻珍堅定地說：“我後悔什麼？對此，我可以告訴你四個字：無怨無悔。”接著又說：“西方有位偉大的哲人，他有句名言：我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而我，也是這樣去做的。”
麵對一個“外無慚於清義，內無疚於神明”的老人，我們該怎樣表達我們心中深刻而恒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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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佩不已的是我在閱讀《楊獻珍》和《三次大論戰》中，不僅讀到了楊獻珍的受難和高貴的哲人靈魂，還讀到了他品格中的懺悔意識，這是一個缺失懺悔意識的民族的例外。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似乎已開始進入反思和懺悔的時代。此時，已擔任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楊獻珍，無論是在為自己平反的大會上，還是在中顧委的整風會議上，他撫摸的不是自己已傷痕累累的心靈和肉體，而是反複講述和追憶自己一生中給他人造成的創傷。他追憶到“三反”運動，追憶到“反右”運動，他甚至追憶到1944年在太行山北方局開展的“整風運動”中他對某人搞“逼供信”的事情，這一事件如一塊巨石幾十年地壓在他的心上。眼看到一個新時期的到來，一個科學民主的春天的到來，楊獻珍坐立不安。1984年的一天，他終於不顧89歲高齡，親自去這個同誌的家賠禮道歉，為他40年前的錯誤懺悔、贖罪。他當著被害人的麵反省了自己“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他的行動震撼著所有曾經“整人”或“被人整”的心靈。
麵對楊獻珍驚世駭俗的舉動，他的秘書蕭島泉想到中國幾十年來一直處在一個“人整人”的鬥爭漩渦中，無數心靈的扭曲者和人格的塌陷者在“整人”中發跡，又在“被人整”中遭殃，但卻很難聽到和看到有誰給自己下“罪己詔”。而為此吃盡了苦頭的楊獻珍，卻總是在懺悔，總是在給自己下“罪己詔”，於是就問楊老：“你這樣做不怕有損你的形象，影響你的威信嗎？”
楊獻珍說：“不能說隻有我能給自己下‘罪己詔’，隻能說犯了‘左’的錯誤的人能夠認識錯誤、對自己進行懺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懺悔是需要很大勇氣和自覺精神的。懺悔就是要把自己的靈魂展示給世人去看，沒有勇氣和自覺精神是做不到的。懺悔是一個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現。它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是憑著良知誠實地生活在這個世上的一個重要標誌。有句格言說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愛者而人愛。’一個不知自重自愛的人和民族是不會受人尊重和愛護的，也是沒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無恥不知其可也。不知羞恥、缺乏恥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難讓他們自省和懺悔的。現在的問題是一些犯了極‘左’的錯誤的人在對待自己的過失和罪責時，大都不是直麵事實，在事實麵前低頭認錯、低頭認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賴或如魯迅先生說的‘瞞和騙’的手法，借以達到掩蓋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給客觀，推給運動的發動者而拒絕自省、拒絕懺悔。如此下來，非但‘左’的東西不能克服和糾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個社會的道德人心，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我們從楊獻珍的言說中看到了一個哲人道德的完美和人格的望高。同時我們也感歎一個清澈明淨的心靈，在那個“欲說還懼”的年代，居然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我們今天全民道德滑坡、人的素質走低的根本原因。
從“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國真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所有的人性邪魔都紛紛出世，遍布全國的政治“打手”、“棍子”、“造謠者”、“跳梁小醜”極盡迫害之能事，在蕭島泉的書中，我們已看到部分人醜陋的靈魂和嘴臉，這裏我隻重述一個人——範若愚。
範曾擔任過劉少奇、周恩來的兼職理論秘書，受過中央領導的賞識。在1964年全國批判“合二而一”時，他寫了大量批判文章，令人發指的是他當年還衝著楊獻珍說：“楊獻珍，你今年68歲，比我大16歲，你肯定活不過我。隻要你活一天，我就要和你鬥到底！”直到“四人幫”倒台，楊獻珍已從流放地回到北京躺在醫院裏，範還在1978年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大塊大塊發表文章，大批特批“合二而一”是楊獻珍“隱蔽在內心深處的種種反動思想從哲學上做的最高概括”，是“楊獻珍反動哲學的最新‘成就’，也是他政治麵目的大暴露”，是“偷換‘一分為二’的革命辯證法”，等等。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楊獻珍的冤案很快得到了平反，這一事件震驚了海內外，《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又很快發表文章，指出對“合二而一”的批判是“一場政治冤案”。範若愚嗅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已不可逆轉，便又立即在《紅旗》雜誌發表他的長篇大論《“合二而一”批判由來》，揭發“那個理論權威”（指康生）當年對他授意批判楊獻珍的內幕，而對自己在“文革”前後攻訐、詆毀楊獻珍的行為，沒有進行任何反思和懺悔。
對這樣一個人楊獻珍說了這樣的話：“範若愚是一個有一定學識和寫作能力的人，參加革命也比較早，像他這樣的人，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和正派首長的領導下，是很可以為黨為革命做很多事情的。但如果碰上如康生、陳伯達這樣的領導，其對黨對革命的傷害性也很大。究其根源，無它，就是沒有堅定的革命理論信念，沒有擺脫名韁利鎖的纏繞，以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麵，既害人又害己。在批判‘合二而一’運動中，他表演得很充分，而在‘文革’中他又被‘四人幫’關押9年之久。三中全會後，他有認識，承認自己有錯，這很好。認錯總比那些犯了錯誤、死不認錯的人好。所以，他走的時候，我應該給他送行。”
楊獻珍以天地之心，平靜地包容、寬恕著一個又一個可悲可歎可憐的靈魂，隻要他們能認錯，隻要他們能夠作一次回頭看。
6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反映故鄉鄂西北的長篇紀實作品《山蒼蒼，水茫茫》在北京《十月》雜誌頭條位置發表，這是中國第一篇反映五六十年代水利移民問題的文學作品，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作為同鄉的蕭島泉先生看到了這部作品，他從老家人那裏打聽到了我，他約我來北京相敘。那是我第一次認識並拜晤蕭先生，而在此的前一年，楊獻珍已駕鶴西去，在蕭家，我依然感受著他和他妻子的黯然神傷。我看到了蕭先生購買的當期《十月》雜誌，還有部分報刊的報道。聊天中，我才知道，《山》文中我引用的楊獻珍八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為水庫移民爭取項目寫給中央各部委的信件，原本都是蕭島泉代楊老抄寫好後呈送的。每一封信都是用毛筆豎寫在細膩的老式信紙上，信紙呈淡黃色，上有紅色隔線。捧著一頁頁飄著墨香的信箋，當年鄖陽地區副專員兼鄖縣縣委書記的李明貴對我說：這可是楊老救我們鄖陽百姓的實證啊！
時間一晃過去了十多年。2005年暮夏，當我沿南水北調中線源頭走了100天之後，我回到了北京，我去看望蕭先生，這時才知他在7年前已失去了相伴一生的妻子，而且夫妻分手在天上地下：他乘坐的從美國飛回中國的飛機剛剛起飛，他的妻子便在美國小女兒那裏辭世，一個月後，當他從大女兒那裏知道此事後，悲慟欲絕，原本因腦中風而導致的身體麻木和偏癱，此刻更加陷入絕境。
悲慟寂寞之中，蕭先生撰寫楊獻珍的決心卻矢誌不移。他告訴我：一開始，他的手顫抖得根本拿不住筆，但他堅持練習，常常一天寫不了一頁紙！我見到他時，我看見他依然需要扶住牆壁，拖著一條腿走路。但一個信念支撐著他：作為楊老複出後的最後一個10年的秘書，楊老已把自己思想的精華、對哲學深邃的思考以及一生的艱難困苦和心靈的秘語，一無所漏地展現給了自己，這是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寶庫，倘若不能寫出，不能昭示天下，不僅自己死難瞑目，更對不起那個已經遠逝的偉大靈魂！
毋庸置疑的是：蕭先生朝聖般嗬護和追求的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複歸。他懷著大憂大患完成了他的寫作，他用日漸孱弱的身軀擔當起了對民族苦難與前途的悲憫和關心。
正如我的同鄉、作家野莽在為蕭先生的詩集寫評論時說的那樣：“他對那位一生都在痛苦地追求真理，中國當代居然還能有幸產生的哲學家充滿的感情和敬意，不僅是一個鄉親的，更是一個中國人的。”
這是一種神聖的感召，也是一個頑強尋求生命意義的過程。當代作家、哲學家周國平先生說過：“一切簡單而偉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條路的盡頭，它們殊途而同歸。說到底，人們隻是用不同的名稱稱呼同一個光源罷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條路上。”在探究、尋求、撰寫楊獻珍精神與哲學價值的過程中，蕭島泉一直懷著一顆朝聖的心，走著一條神聖的精神之路。而最終，他也因此實現了自己精神與存在的價值。
也是在那一天，蕭先生知道我準備撰寫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中國水利和水利移民命運的長篇，他建議我采訪清華大學水利係教授王光謙先生，並立即進行了聯係。隨後，他不顧病體，執意陪同我去清華大學拜見了王光謙，我非常感動。我知道：他希望我把中國水資源、中國水壩問題寫好，把移民命運寫好。他希望我的書寫出後對得起曆史，對得起人民，更要對得起因國家調水而承受了幾十年犧牲和苦難的庫區百姓。
書出版了。蕭先生打來電話要書：“小梅呀，寄我一本《大江北去》，我看到首發式報道了……”從先生總是謙和、總是平易的輕言細語中，我感受到一如當年發表《山蒼蒼，水茫茫》那樣，先生傾注著關心和期待。此刻，我才又知道先生今年夏天因腿部血管阻塞，險些鋸掉了一隻腿。我用掛號郵件給先生寄去了我的書。
不久，我也收到了先生快遞給我的《一代哲人楊獻珍》和《共和國三次哲學大論戰》，另有先生對故鄉懷一腔摯情寫下的《心係鄉梓情寄母校》以及《島泉詩作選》。
現在，四部、80餘萬字的著作擺在我的案頭，時刻提醒我作精神的攀登。
想說明的是：我本無意複述蕭先生書中的內容，可我竟忍不住這樣做了。在我不經意的複述中，我安頓著自己的心靈；我還有個小小心願，願我的讀者在看到我這篇一萬餘字的簡述後，去讀那兩本40萬字的《楊獻珍》和《三次大論戰》，那是蕭先生以生命寫就的書，還是先生自己掏幾萬元才出版的好書——那裏畢竟有兩個中國的良心真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