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閻綱蘭州大學畢業即來到了北京，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我們發現，中國文壇一直行走著一個清瘦而強健的身影。我這裏說的“清瘦”是外在的生命形態，而“強健”是他靈魂生活的狀態。這是一個為中國文學辛苦了一輩子的人，編輯、評論、寫作，五十年消得人漸瘦，五十年纖筆一支太沉重。
在我文學成長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閻綱先生的評論不斷驚醒著我的靈魂，《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讀〈犯人李銅鍾的故事〉》、《〈靈與肉〉和張賢亮》、《論陳奐生——什麼是陳奐生性格》以及《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神學？文學？人學？》等等，都曾使我和無數從那個傷痕累累的年代走過來的人，由驚醒到反思，最終以心靈的強勢記住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文學。
在閻綱排炮般的評論文字裏，我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他在徹底否定罪惡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足夠的勇氣顛覆“文藝黑線論”，回歸“神學”“鬼學”到“人學”；他不屈不撓地鼓吹創作自由並伸張著人道精神；他以真誠的評論和評論的真誠，傾心梳理著一條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的中國新文學發展曆程；他強調恢複直麵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學，他倡導講真話，視真誠為文學的生命……
他批評的膽識、激情，乃至文體的犀利、簡古，曾被那個時代稱為“批評詩”。
我說過，以我文學單薄的閱曆和資質是不可能概括閻綱先生批評的全部的，但我仍可以從《三十八朵荷花》一書中大量的文壇隨筆和雜文裏，看到他對文藝界當年發生的種種怪事做出的憶寫與反思、憂憤與詰問——
長期以來，我納悶，知識青年關於上山下鄉寫了很多，討論也異常熱烈，可是“五七戰士”對“五七幹校”幾乎默不作聲。幹校揪鬥“516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何其毒也！作家協會（5連）的情況我在《笑比哭好》和《想起郭小川》裏略述一二，幹校各個連隊的情況大致相同。人民文學出版社（14連）揪鬥“516”就很典型，什麼“車輪戰”、“黎明出成果”、“相麵法”、“狗咬狗”，最後咬到30多人，還不過癮，說這個數字“右傾”。體罰、打人無所不用，頭顱被亂撞，臉上用點燃的煙頭隨便燙觸，用煙鬥擊頭，用皮靴踢人，罰站最長的達30多小時，其狠無比。（《二十六年快鏡頭》）
人生最大的災難莫過於冒犯人的尊嚴，侮辱人的品格，褻瀆人的聖靈，把人不當人。
聶紺弩何人？中共黨員，1924年進黃埔二期學習的老革命！任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官，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2年參加“左聯”，任新四軍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南區文教委員會委員，香港《文彙報》總主筆，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響當當的老革命、老作家、老資格，卻變成任人鞭打、任人指撥、任人宰割的“老牛”、老反革命。革命革到聶紺弩的頭上，什麼混賬革命！（《聶紺弩的詩》）
在這些穿透曆史的憶寫與反思裏，我們看到了那麼多的高尚與卑鄙，掙紮與苦難，尊嚴與屈辱，那麼多我們熟悉抑或不熟悉的作家、雜誌、報社、人物、事件，在曆史的陰霾中渦漩著命運與嘴臉。這是中國文壇曆史的縮寫，也是中國文人靈魂的漫畫。
有人說，“閻綱有《文藝報》情結。”這話沒錯。一個在《文藝報》工作了27年的編輯，對於《文藝報》濟濟一堂的人才他如數家珍。我數了數，他從陳企霞點到李炳銀，一氣圈點了34人！這是《文藝報》的驕傲。但與此同時，他又一針見血地義指“《文藝報》是文藝界的晴雨表，是非之地。”——
反右來了，天翻地覆，文聯大樓的401會議室成為批鬥會場兼法庭，《文藝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占全體人員的比例之大令人咋舌。蕭乾、鍾惦裴、唐因、唐達成紛紛落馬，淪為賤民，被批被鬥、被鍛被煉。此後，我在《文藝報》和作家協會經曆了好多大事件、大鬥爭、大運動，驚心動魄。我親眼看見作協黨組怎麼砸開陳企霞這隻硬核桃，親見丁玲被開除黨籍時怎樣流下沮喪的淚水……
17年來，《文藝報》到處放槍，槍口既對外，又對內，傷害了文壇元氣，同時充當自己的掘墓人，花落知多少……“文化大革命”互相殘殺，《文藝報》滅了不少有良知、有才華的作家，寫下文壇大段的哀史血淚史，《文藝報》自己把自己毀了。（紀念《文藝報》）
今天，我們讀到這些心靈疼痛的記憶，內心也隨即疼痛。追昔撫今，我們改變了什麼？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對於一生重要階段都在《文藝報》度過的閻綱，他隻能是“衷心希望《文藝報》越辦越好。《文藝報》辦好了，曆史才會寬恕它。”至於我們，也許什麼都做不好，但我們能做的應該是“要行善，不作惡，當你不能行善時，也不要作惡；說真話，不說假話，當你不能說實話時，也不能說假話。”
這是閻綱的人格底線。
也應該是我們的人格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