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人開始喊出“打倒封建主義”和“爭取科學、民主、自由”的口號，這個口號我們已喊了快一百年。此刻我想，這口號還必須30年、50年、甚至一百年地再喊下去！封建專製的陰影不徹底清算，這個民族便沒有太多的希望和前景。倘若再有錯誤路線占上風，這個民族依然會風起雲湧地出現大批的“打手”、“棍子”和“屠刀”，依然會出現大批的奴才甚至惡奴，依然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血流成河。試想，從“揪出胡風”到“反右”，從“打倒彭德懷”到“文化大革命”，封建極權者的殘酷為什麼會愈演愈烈？為什麼十幾億中國人無法阻擋或扭轉這一局麵？為什麼“人性惡”能夠在彼時和此時被發揚得如此淋漓盡致？真是“在全世界麵前大丟其臉！”，徐先生這句話說得讓我們多麼心“疼”！我們最大的痛苦和困惑是：當民眾隻能是獨裁者的奴隸、當奴隸中不斷產生大批的奴才（甚至惡奴）時，我們怎樣才能不再發生“人咬人”、“人撕人”的災難？我以為《昨夜》恰恰在這方麵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可多得的文本和思考的可能。
三、關於“懺悔意識”和人文精神。春節過後，我因著《昨夜》對我心靈的震撼而登門拜訪了徐先生，走進徐先生至今簡樸得隻有水泥地白灰牆、隻有五十年代伊始的舊書架舊桌凳的狹窄房間時（徐先生是13歲參加抗日戰爭、其間當了22年的右派、1996年底才離休的省文聯主席，這個級別的人規定住房麵積為160平米，在許多人已擁有遠比這個標準高得多的新樓房時，徐先生至今住著隻有70平米的舊房），我突有一種莊嚴感，因為我看到了掛在白灰牆壁上的一幅裱裝精致的、有相當功底的隸書書法條幅，條幅是徐先生自己書寫的，條幅上的一段話很長：物質的損失，較易補回。至於高尚道德淪喪，精神長城不存，人人成了“違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須拍馬，這諸種大弊，則是極難救治的。一般群眾也養成逆來順受，奴顏媚骨，“阿Q精神”變作安慰劑，“順時聽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窩囊廢”現象，不是比毫無筋骨的“蔥葉”更可怕麼？在這種情況下，連舊社會都有的“文死諫，武死戰”，怎能再現？靈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機大麵積擴散，還怎麼擋得住黴變和腐敗？封建主義可以憑借“絕對權威”隨意“計白當黑”、“指鹿為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卻是億萬人民。損失如此巨大，性質如此惡劣，在全世界麵前大丟其臉，整個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訓，核心隻在“說假話”之一端啊！（“蔥葉”之說是徐先生在《昨夜》一文中比喻在“反右”運動中，把知識分子整得如同揉搓得失去筋骨、“提起來一條，放下去一攤”然後吹口氣又“支棱”起來的蔥葉！）
不知怎麼，讀著條幅上的字，望著眼前年高體弱的老人，我很難過。這段話本是寫在《昨夜》的結尾，現在又掛在了牆上。我知道先生在執力呼喚什麼。這些年，徐先生身體一直不好，有段時間連給友人回信都很困難，寫不到三頁稿紙就頭暈耳鳴，隻是在1999年先生在離石家莊40裏的太行山裏買了一間農民丟棄的土屋，先生躲在土屋裏，自己煮方便麵、吃餅幹、自己提水、種菜，夜間挨蚊子咬，一千字一千字地完成了《昨夜》這部警世大篇。徐先生疲憊地告訴我說：“此後，我可能再寫不了什麼啦……”但當他說起寫《昨夜》時，頓時雙目炯炯，他說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完成這部作品的，隻覺著許多句子、段落幾乎“若有神助，是不期然而至的”。讀完《昨夜》，我們毋庸置疑的是：先生朝聖般嗬護和追求的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複歸。他不是為了一己恩怨，更不是為了個人出氣，他懷著大憂大患完成《昨夜》，無非是在用他日漸孱弱的身軀擔當起對民族苦難與前途的悲憫和關心。曆史的迂回使無數人遭際過挫折和磨難，但如徐先生這樣做的人如今有幾？而當年的心靈扭曲者抑或是原本人性惡的“打手”、“棍子”們又有多少人進行過良心的拷問、自責和懺悔？他們有的至今高高在上，有的永遠自封“旗手”。朱學勤先生曾說：“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心的作家，也就是不知理想人格為何物的作家。”在已經沒有太多人堅守“文死諫，武死戰”這片精神廣場的境況下，徐先生的堅守使我們落淚，也使我們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