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幾十萬知識分子把“往前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的口號化為一種情懷，不計舊怨，就讓“改正”和“擴大化”的說法一筆勾銷長達幾十年的“精神蹂躪”甚或“家破人亡”的悲痛，振作起來，投身到新的革命和建設中去；整個中華民族在這種情懷和鼓舞下，來不及擦幹身心的傷口，迎接著滾滾而來的開放改革大潮，重建民族的新生活、新秩序。應該說“往前看”讓我們看到了未來世界的新期待，也使我們贏來了建設新生活的時間和信心。但我們為什麼不能做一次認真地“回頭看”呢？細想，對於“反右”、“文革”等如此慘重的民族災難，就其全國範圍內的宣傳、認識、批判的深度和廣度遠不及一場對待邪教“法輪功”的鬥爭。
不“回頭看”，何以總結經驗教訓？不總結經驗教訓，何以防止“舊戲重演”？
不“回頭看”，何以進行良心懺悔和拷問？不進行良心懺悔和拷問，何以重建新的人文精神？
不“回頭看”，我們民眾的脊梁和人格什麼時候能夠堅挺起來？這個時刻若不能整體和大麵積地到來，我們民族便隨時存在著災難的危機！
不“回頭看”，麵對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暴戾，包括今天滲透在各個角落的“權大於法”、“一人說了算”而帶給國家的巨大損失和民眾的苦難，塌陷的人格、道德、人文精神對其隻能是繼續助紂為虐！
應該說，《昨夜》恰恰是讓我們回頭看到了總是遮遮掩掩、總是羞羞答答不願看也不想看到的東西。
四、關於父親。作為父親的女兒，我有愧對他的地方。1970年我大學畢業，7個月後我和未婚夫一起從北京回鄂西北深山裏尋找早已落難的父親。我問父親：“你究竟說了什麼錯話、做了什麼錯事？”1958年初春父親打成右派時我還不滿13歲，後來我帶著這份疑問遠離了家，自此和父親母親天各一方，十幾年後我長大了，我覺得我可以問父親這個問題了。
父親蹲在破敗的小草屋的地上，顯得非常卑微。多時之後他說：“……我有罪……連累了你們……對不起你們……組織上派人給我談話，讓我在運動中表現積極……爭取火線入黨……”父親的語無倫次和所答非所問使我始終用狐疑的目光望著他，我發現父親躲閃著我的目光。後來，父親帶我去看他童年和其母親討吃要飯時住過的石洞、岩屋，我知道，他是想告訴我，像他這樣在舊社會孤兒寡母當乞丐的人是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但他卻不敢這樣對他的女兒說。1979年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父親帶著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的屈辱和痛苦離開了人世。
看完徐先生的《昨夜》，我覺得我對不起父親，當年那種鄭重的追問和狐疑的目光會讓他在九泉之下永遠傷心，永遠有負罪感。現在，我知道，即使父親當年什麼錯話也沒說、什麼錯事也沒做，他依然會成為一個大右派！像徐先生和樊斌這樣的“紅小鬼”、“革命者”都在劫難逃，他一個在舊社會上了大學的知識分子會有什麼好結果？
此刻，我可以告訴九泉之下的父親：“你沒有錯，你的錯在於你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知識分子的命運、民眾的命運隻不過是專製獨裁者和禦用者的掌上之玩！”我還想告訴父親：“21世紀的春天已經來臨了，21世紀，肯定是科學、民主徹底戰勝乃至埋葬野蠻愚昧和封建專製的世紀！你們以及後來的幾代人都曾在曆史的迂回中受難，但沒有這些迂回，也就不會有今天的覺醒，一位我熟悉的作家說得好：有曆史的迂回，才有生命的勃發，才有氣壯山河，才有回腸蕩氣，才有不屈不撓，才有英雄輩出，才有中華民族的悲壯史詩！”
最後我想說的是，感謝河北作協《長城》雜誌在新千年到來之際，推出了一部如此磅礴博大的好作品，感謝他們讓人們聽到了湮埋近半個世紀的一種聲音。這時我不能不想到詩人劉小放先生（《長城》雜誌主編）曾不無激動地對我說過的話：“何謂《長城》？《長城》就是要以優秀作品構築民族精神的長城！”此刻，我覺得一個詩人、一位主編的話落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