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總司令稱這兩次戰役是“偉大勝利”。
戰後，朱德專門撰寫文章總結這兩次戰役。他指出：紅軍戰術的主要原則迅速、秘密、堅決，這次都執行得不錯。他還特別提到，南豐撤圍以後，紅十一軍東出迷惑敵人的目的按期達到。紅軍主力先南進後來又轉向西進，“很迅速地到達目的地。在邊區行動，敵人始終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數萬紅軍大規模的行動，能夠做到出敵不意襲擊敵人，這是確守秘密的證明，也是開創了一個大部隊襲擊之戰例。紅色戰士的堅決，較前更好，與敵接觸個個勇敢堅決，反複衝鋒，白刃戰肉搏十餘次，一直衝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時間內，很幹脆地消滅敵人，可為紅軍戰術上最好的戰例。”
朱德還看到，在這兩次戰役中，遊擊隊、獨立師、獨立團和地方工作配合紅軍作戰，有相當的成績。獨五師、獨四師和“宜黃、樂安、永豐、南廣各獨立團及各小遊擊隊，均有相當的活動，破壞敵人交通、橋梁、輜重、迷惑敵人，恐嚇敵人等等，均有相當成績。自紅二十一軍北上後，遊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行動更有相當進步”。朱德明確指出：“東陂、黃陂作戰的前後，遊擊隊等起的作用很好，敵五十二、五十九兩師由樂安前進時，前後側方均被我許多小遊擊隊包圍著，我主力軍襲擊時，敵人仍誤認為是小遊擊隊，遂造成了主力紅軍殲敵的成功。作戰時，我遊擊隊等在敵人側背後參加了戰鬥，獲得了俘虜及槍、炮、子彈與自動步槍。”這種作戰形式為我軍以後進行的正規軍、地方軍和民兵遊擊隊相結合的作戰形式奠定了基礎。
朱德也明確指出了這兩次戰役中存在的某些教訓。他認為，“通信聯絡不確實”，“無線電通信本已盡到很大的努力，但因為多發電報，天電幹擾又大，以致緊急命令反不能按時到達。”另一個問題是“打掃戰場、辦理戰後事宜之疏忽”。
朱德嚴肅指出：“打掃戰場的負責同誌，還帶有遊擊主義的習氣。自己所需要的拾起來，其餘的不管。把輕機槍拾起來，重機槍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拋棄舊的。有些將一部分個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來，不管全部機器因而遭到損壞，以致每繳獲一種戰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他還舉例說，東陂戰役的第二天，各部隊已報告打掃戰場完畢，但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員去打掃戰場時，結果打掃了一星期，拾得千餘擔戰利品，步槍、馬槍、手槍、駁殼槍、機關槍、迫機炮均獲大批的，子彈甚多，子彈殼不計其數”。
當時對俘虜的處置也有“遊擊習氣。捉到一大批俘虜一時不好處理，隻是照例發錢放走”。朱德頗為沉重地說：“黃陂之役用血換來的勝利，俘虜萬餘人，隨即放走大部，隻剩三千餘人。許多反動軍官包括旅長團長均混在裏麵放走，這是何種重大的損失。我們把俘虜放回去，敵人很快又把他們組織起來，配好槍支，兩三月後又開來打工農群眾。此種做法實在是幫助了敵人。”
在以後的戰鬥中，紅軍及時糾正了朱德提到的“教訓”。草台岡戰鬥結束後，紅軍沒有放出一個俘虜官兵。這樣，敵人就不能很快地恢複原建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