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規範危機，在中國當代社會已經非常明顯。而且，我認為，這會成為中國麵臨的最大危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國家，沒有一個大致被認可的行為規範體係，隻有應付眼前問題的政策，方法，手段，隻顧近慮不想遠憂，時間越長隱患就越嚴重。
這不是幾個知識子的危言聳聽。近年來，我們看到聽到許多關於價值失範、世風淪喪、民族素質嚴重下降的驚呼，有識之士為此扼腕，苦於找不到解決方式，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發點。
曾經有幾個人提出“拉下麵子比弄虛作假好”，由此引起爭論。但是爭論的另一邊，提倡“終極關懷”，陳義過高，也並非天天要算賬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懷，但是宗教的號召力，最終還是必須基於民族共識。
因此，我認為哈貝馬斯的論題，對於當代中國，甚至比對哈貝馬斯自己的國家更重要。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甚至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各有各的社會問題，但是其宗教、意識形態並沒有根本動搖。哈貝馬斯的任務是如何以批判反思(criticalreflection)改造再建交流原型，以促成社會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而我們的任務不同：我們麵臨當代世界最大的，也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個意識形態真空，我們的任務不可能靠反思合法性成問題的規範來完成——我們麵臨的是規範的幾乎消失。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更為根本的、初始形態的民族共識上去。
哈貝馬斯討論過這種比世界觀、道德觀、曆史觀等更為根本的共識，他稱之為一個民族的“背景共識”(backgroundconsensus)。而且哈貝馬斯認為，可以認為背景共識是一個民族的潛意識，人們往往不會意識到它們作為社會共識基礎的作用。
民族共識很難以統計或社會調查求得，社會的人受到政治、生計、習俗、時尚等的幹擾影響，不得不作許多權宜的決斷，而這些權宜經常變成厚重的利益覆蓋，使民族共識被遮沒。在此，就需要更有穿透力的批判反思。
二
帶著課題讀金庸小說，是否會犯自我誘導而作“過度詮釋”的錯誤？金庸小說有沒有給我們提供這樣的“民族共識”？細讀金庸小說，我覺得金庸可能有這種意圖。他筆下的武俠行為，可以讀成是在描述“社會交流”。
哈貝馬斯把社會交流主要看作語言—行為(sp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