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庸小說找民族共識
金庸小說，宜作為寓言小說讀，這個問題不少論者已經談及。但是推論的下一步，或許還可一談：正由於金庸小說不是一般的武俠小說，它們並不“反映”中國人的某種“民族性”，例如“好俠尚義”，“善惡分明”，“英雄崇拜”等等。——金庸小說並不反映，而是反思這種國民性，其武俠題材與寓言主題之間，有明顯的張力。大多數金庸小說，可以讀成“成長小說”，書中的主人公習武成俠，走向江湖，但是在經過各種高手威逼，卷入打殺報仇搶寶爭霸，曆遍武俠世界，飽經滄桑之後，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說，又是成長小說，如何理解？主人公成長的標誌，是翻然徹悟，是取得一種超越——即從有限的人生經驗，體驗到一種無限性。
如果說金庸小說“反映國民性”或“表現民族性格”，就會有很多說不通的地方。國人雖然愛讀武俠，而俠義式的善惡分明，卻並非普遍的國民性。實際上中國人比起許多其他民族，善惡並不更分明一些，俠義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國人的善惡觀，或俠義觀，有其更根本的底蘊。而金庸小說，是這些民族性底蘊的深刻寓言。在這篇文字中，我稱這些為“民族共識”，也就是說，中國人，無論善惡分明不分明，俠義不俠義，都多少讚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
一
我關於民族共識的討論，當然是受了哈貝馬斯(JungenHabermas)關於“共識”(consensus)理論的啟發。隻是哈貝馬斯談的是社會共識，探討的是當代多元社會中有待形成的共識。我想在金庸小說中找到的，卻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無論屬於何種階層或集團，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經存在許多世紀的基本思維方式。
哈貝馬斯作為德國闡釋學傳統的繼承人，強調人們通過語言進行的“交往行為”(CommunicativeAction)，互相作為認識對象。“經驗的客觀性就在於，它是在主體之間分享的”。民族共識由無數世代的文化積累形成，成為一個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斷標準。一個民族的個體，思想千變萬化，但變異往往隻能構成個人的特立獨行，或局部的小潮流。民族共識卻在民族共同潛意識的深部運作，它的變化極其緩慢，成為紛亂起伏的各種思潮背後的“原範型”(arch-paradigms)。哈貝馬斯強調，現代性本身引發進步，同時造成反進步。當代社會的極端分割多元，各種利益集團必然衝突，導致行為規範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