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惡人的懲處。在《五代史平話》和諸宮調中，李洪一夫婦受了一頓痛斥後，被諒宥。成化本也是如此。較俗的汲古閣本卻有一個充分顯示道德報應的結尾：16年前醜嫂曾賭咒說劉智遠若發跡，她可做支蠟燭照乾坤，因此現在劉智遠就命令用香油和麻布“把這潑婦做個照天蠟燭，以泄此恨”。更令人震驚的是，剛被赦免的李洪一竟對其妻之慘死插嘴評論：“燒得這狗入的好！”這樣的“科諢”恐怕當時俗劇觀眾真能笑得出來，笑鬧之餘，倫理感情上得到很大的滿足。而懲嫂赦兄以續香火，道德上通得過。
深入一步，我們可以看到，亞文化文本中的道德原則，與主流文化的道德沒有什麼不同，隻是實行得更徹底，不怕情理不通，也不怕有傷儒家的忠恕。文化的從屬地位，造成意識形態上更為順從。社會的亞文化階層並沒有自己的獨立道德價值係統。
研究西方通俗文化的學者注意到類似情況。研究19世紀英國戲劇的邁克爾·布斯(MichaelBooth)指出：“大眾讀者與觀劇者所尋找的，是嚴厲的道德，大量的美德，以及不可更易的大團圓結局中美德的酬報，稀奇古怪的幽默，英國本色的喜慶氣氛。”
不少中國戲劇史家認為俗文學的道德化傾向是由於朝廷一再嚴令，是“統治階級的壓迫”的結果。布斯指出：“劇作者、劇院經理、觀眾，與掌禮大臣(LordChamberlain)及檢查官一樣保守，他們所下種種敕令，與當時的大眾趣味完全一致。”
雅諾維茨(M.Janowitz)研究當代大眾傳播中的道德問題，結論頗為相似：“大眾傳播絕大部分很少有向社會既成規範挑戰的內容，很少鼓勵批評，也很少刺激個人的或集體的破壞社會秩序化進程的行為。”
戈拉德(J.S.R.Goodlad)檢查了現代西方戲劇中的道德問題，尖銳地指出：“通俗劇一般傾向於保守。例如在犯罪題材上，通俗劇總要指出哪些人應當排除在正常社會之外，並提出理由。”
這個在西方已經成為社會學家和文學史家一致的結論，在中國卻始終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自從五四以來，文學理論家一直認為通俗文學獨立於主流文學，具有與主流文學相反的價值觀。鄭振鐸的說法很典型：“他們表現著另一個社會，另一種人生，另一方麵的中國，和正統文學、貴族文學，為帝王所養活著的許多文人學士，寫作的東西所表現的不同。隻有在這裏，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國人民的發展、生活和情緒。”雖然他沒有說“另一個文化”，他實際上已認為俗文學與主流文學分屬兩個互相獨立的文化。鄭振鐸看來是在套用列寧的兩種文化論。
不同的意見也是有的。40年代初，在大後方，有過一個關於俗文學的階級本質的爭論，其中少數人的意見，以胡風為代表，認為俗文學的形式是“封建意識的內容所要求的，能夠和它適應的表現手段”，是“封建的認識方法(對曆史和人的認識方法)底觀念性的結果……本質上是用充滿了毒素的封建意識來吸引大眾，但同時也是用閃爍著大眾自己智慧光芒的，藝術表現的鱗片的生活樣相來吸引大眾”。
胡風的見解十分精到，尤其是俗文學中“封建觀念”與“大眾智慧”二元並存，可謂真知灼見，可惜他的論證沒有充分展開。
六、亞文化文本的二元結構
我們已經檢查過俗劇的兩種不同的改寫方式：在道德觀上(例如在灰姑娘公式上)基本一致，傳達這種道德觀的方式卻相當不同。
情節合理化，在文人化文本中處處可見，目的是加強意識形態元語言的滲透性。富春堂本花了極大力氣，甚至不惜犧牲劇本的可演性，把劉智遠寫成一個民族英雄，理應大富大貴封妻蔭子。為了這個政治倫理主題，劇中的靈異情節、鬧劇情節，都盡可能芟除，以結構的整一性配合道德一元主義。
如此結構原則，似乎相當符合文學理論史上所謂“有機論”：文學作品應為一個有機整體，作品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可有可無的，都不可能被刪除而不損及其整體意義。如果這個說法稍嫌誇張，至少持這種理論的批評家看來，對作品中任何一部分的最高讚揚，是證明它是整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從亞裏士多德以降，大部分西方批評家都是有機論者。有機論的現代擁護者理論傾向各異：柯爾律治、愛默生、坡等人，20世紀有克羅齊、杜威、威姆塞特、盧卡奇等等。不奇怪，這些人大都是黑格爾主義者。但本世紀最有影響的有機論派別可能是結構主義者了。
有機論在現代受到過挑戰。雖然英美新批評派是現代有機論的主要學派之一，新批評派的主要人物蘭色姆(JohnCroweRansom)卻堅決反對有機論。他認為文學文本包含著兩種成分——構架與質地。據他說，構架是文本的邏輯，可“簡說”(paraphrasable)的骨架，而且，“如果作品有意識形態可言的話，就是它的倫理”；而質地，就是文本中“非構架”的東西，無法用語言轉述的部分，“局部性”的部分。他認為這兩個部分不可能合成一個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