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作為徐州會戰的最高指揮官，以自己成功的戰役戰術行動，給當時軍事委員會業已製定的“持久消耗戰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戰初期，李宗仁就從戰略上考慮：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龐大而落後的國家，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外族的入侵？他撰寫了《焦土抗戰論》，分析當時中國工業和交通的落後狀況，指出：“從戰略方麵說，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但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則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後區域遊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沼之中”。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從戰略上判斷：上海和南京的戰事結束後，津浦鐵路線必然是日軍攻擊的目標。他根據對形勢的分析，提出抗戰的戰略重點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南京失守後，日軍三路大軍以猛虎撲羊之勢，向徐州夾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隊難與日軍硬拚，他抓住日軍驕狂之弱點，運用手下的數萬哀兵，與日軍展開運動戰，“敵進我退，敵退我打”。
在徐州會戰中，中國軍隊雖然未能全部殲滅進犯的日軍,卻把陣地戰、運動戰和遊擊戰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主動殲敵一部達到防禦的目的，從戰略上來講是正確的。它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戰略發生了一些轉變，即從消極防禦轉向了積極防禦。正如陳誠所說:“台兒莊之戰勝即我遊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會戰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而告終,但這一撤退是防守後的撤退,它使日軍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全部落空,日軍企圖挫傷中國軍民的抗戰意誌，這個目標未能實現。而中國軍隊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卻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戰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戰的作戰原則,並為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寶貴時間。
徐州會戰對中國及其抗戰軍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證明，中國的軍隊雖然武器劣、訓練差、缺乏統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戰役中”，畢竟能夠以優越的戰略策劃擊敗日本軍隊。對這次勝利貢獻最大的部隊之一竟是一些裝備落後、缺乏訓練的“雜牌軍”。這次大捷還得力於其他戰線的軍隊和遊擊隊的積極配合和協助，他們阻撓日軍的運輸線，在作戰最關鍵的時刻拖住了日軍的兵力。
徐州會戰，也使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成為泡影。
中國軍隊堅守徐州地區達五個月之久，達到了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目的，從而為中國軍隊在武漢的集結、布防贏得了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台兒莊大捷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為堅持持久抗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日軍既不能“速戰速決”，但又被迫提前發動了徐州會戰，因此中國軍隊始終掌握了主動權。本來，日軍大本營因兵力不足及準備不夠充分，在日軍占領南京、太原之後，決定暫時停止進行大規模的進攻，製訂了所謂“戰局不擴大”的方針，並下達了計劃，以爭取時間建立總體戰體製及擴大軍事力量。但是，由於日軍在台兒莊的失敗，由於侵華日軍急於挽回麵子，由於日軍發現中國軍隊大量集結在徐州，日軍迫不得已而迅速擴大戰局，被動地改變了既定戰略方針，在兵力不足及準備並不充分的條件下，提前進行徐州會戰。當時日軍尚未完成擴軍計劃，根本無法從國內增派軍隊，隻好從本來就感兵力不足的侵華日軍中調集部隊。
當時，侵華日軍共約十五個師團的兵力，調到徐州作戰的約有十個師團，擔投入會戰的兵力仍然不足以完成圍殲徐州附近六十萬中國軍隊的任務，而留置後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見肘之憂，連守備同蒲、平漢、京滬、膠濟、正太、津浦幾條鐵路幹線上的要點都不夠用。如日本第一軍抽調了平漢路高邑、安陽地區的中島今朝吾第十六師團和新鄉、焦作地區的土肥源賢二第十四師團參加徐州作戰，致使日軍在河北南部和山西南部的守備空虛，不僅被迫放棄了長治地區，而且導致已經占領晉南黃河北岸的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師團遭到中國第二戰區部隊的晝夜攻擊。發起進攻的這些中國軍隊，大多數是在日軍進攻下已經退到黃河以南的，但在徐州會戰開始後，又乘虛渡河返回山西南部。日軍川岸師團被迫放棄了蒲州、芮城和平陸等地，保持運城、河津、聞喜，並將主力退縮到曲沃、侯馬、新絳地區固守。
由於中國第二戰區部隊破壞了鐵路和以炮擊控製了機場，川岸師團的補給完全中斷。當時日軍無任何兵力可供調動增援，不得不以空投進行補給，但因飛機不足，無法滿足一個師團的需要。因此，徐州會戰時期，川岸師團不得不以搶掠民間糧食以及野菜、樹葉、青草充饑。事實上，不僅川岸師團陷入了困境，而且華北被日軍占領的所有地區都呈現不穩。日軍因兵力缺少，隻能被動地進行防禦，完全沒有實施大規模出擊的能力，更談不上占領新區。
檢討日軍的這場大敗仗，以日軍戰鬥的觀點而言，可以說是相當的輕敵。最初，日軍進行徐州外圍戰，是違背日軍大本營的意圖而發生的作戰行為。日軍大本營特別為華北方麵軍劃定南下的禁止線，是在徐州以北一百公裏之外，所以，從日軍方麵而言，徐州會戰是被中國軍隊掌握戰機所誘發的一次意外軍事作戰，這次會戰徹底改變了日軍高層對華作戰的戰略構想。
日軍不是因為徐州戰略地位重要，要打通華北與華中戰區，因而準備進攻徐州，而是因為華北方麵軍的不服軍令約束，以輕敵的心態，孤軍深入，結果在台兒莊遭到慘敗，迫使日軍大本營別無選擇地動員所有的軍力，倉促地發動徐州會戰。因此，日軍沒有也不可能捕捉到中國軍隊的主力。
因此，自從徐州會戰之後，日軍在戰略的主導能力上，開始完全失控，“速戰速決”的戰略成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國的戰略空間陷阱之中，日軍隻有繼續發動武漢會戰以及華南攻略作戰，將日軍絕大部分的部隊，都投入中國的戰場。這時候，日本既不能打敗中國，又不能退出中國，迫使日本最後鋌而走險，發動太平洋戰爭。
日軍企圖圍殲徐州附近的中國軍隊主力，是一個相當有企圖心的戰略攻擊計劃。但是，日軍低估了中國軍隊作戰的能力，在徐州寬廣的地區，投入了二十五萬的日軍部隊，仍然出現兵力不足的現象。然而，對於當時的日軍而言，這已經達到了動員部隊的極限。同時，日軍過於自信地判斷，中國軍隊隻能利用隴海鐵路向西撤退，因此將攔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斷這條鐵路的交通線上。事實上，大部分的中國軍隊卻是從日軍的背後，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軍在徐州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落空。於是，日軍又在匆促之中，決定全麵深入中國，執行攻略武漢的作戰計劃。
徐州會戰的得失，是曆史留給後人的教訓。
中國的第五戰區指揮徐州會戰取得勝利，得益於司令長官李宗仁對抗戰的態度，對部下的尊重，和他采取的其他許多措施。
在本書前麵的敘述中，已經列舉了許多事實，可以說明李宗仁注重調動參戰官兵殺敵報國的積極性。
在徐州會戰中，中國軍隊鬥誌高昂，士氣旺盛，上至司令長官，下至普通士兵，都抱定有敵無我的決心，浴血奮戰，視死如歸。這種英雄氣概和抗戰熱情，首先是因為激發了為正義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的責任感。張自忠說：“我們是反侵略戰爭，我們被日本欺負得活不下去了，要想活就得和他們死拚！”李宗仁在《八年抗戰敵我優劣之檢討》中指出：
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火拚。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亙古所未有。語雲‘一個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拚命。
在李宗仁的帶領下，高級將領率先垂範，為基層官兵樹立了楷模。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因七七事變後遭輿論誤解，幾乎無人相信他還能參加民族解放戰爭。豈料他臨危受命，掛帥出征，與龐炳勳捐棄前嫌，合力破敵，打得板垣部隊丟盔卸甲，潰退數十裏。
在台兒莊戰鬥的最後階段，第二集團軍已傷亡過半，孫連仲以大局為重，對李宗仁表示，死守台兒莊，整個集團軍打完為止。
在滕縣保衛戰中，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的表現同樣出色，麵對強敵的瘋狂進攻，他力戰不退，死守滕縣，終至為國捐軀。
高級將領的率先垂範，使成千上萬的下級官兵備受鼓舞。他們麵對強敵，毫無懼色，在民族解放的戰場上演出了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據統計，第二集團軍和第五十九軍的傷亡都在萬人以上，第二十二集團軍傷亡也在八千人以上。其中全排、全連、全營乃至全團戰死者，屢見不鮮；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沒有留下姓名。
同時，軍事委員會和戰區司令長官獎懲嚴明。1938年1月2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向全國發布了一條重要公告，一方麵對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揚之意，同時將對四十多名失職將領的懲處情況公之於眾。判處死刑的除放棄雁北天鎮的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外，還有旅長高仰如等八人，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香翰屏、師長鄧龍光二人記大過一次；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和師長李鬆山、周祖晃、徐啟明、潘文華、楊國禎以下十人撤職留任，戴罪圖功；師長羅霖、巫劍雄、宋希濂、陳萬仞以下十人撤職查辦。此外，旅長以下受撤職處分的八人、受撤職永不敘用處分者二人、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者一人。以上受懲處者共四十二人。如此大規模懲處以整肅軍紀的做法，在國民黨軍的曆史上是罕見的。
如果說這對國民黨軍隊的震動還不夠強烈的話，三天之後，即1月24日，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上將總司令韓複榘以不戰而逃的罪名被國民政府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的消息，無疑是一個更大的震撼和衝擊。以韓複榘軍階之高，職任之重，堪稱顯貴，隻要違紀，依然就戮，這對全軍將士尤其是高、中級將領自然產生了強烈的震懾，從而使戰時軍紀得以樹立，以致許多將領相互告誡：“寧死於戰場，不死於國法。”
在臨沂戰場，第五十九軍軍紀森嚴，獎懲分明。該軍第一一二旅旅長李金鎮在臨沂戰役的第一天因未頂住日軍反攻而敗退沂河西岸，當即被張自忠撤職，另以作戰勇猛的李九思團長升充旅長。在第二次臨沂戰役的最危急時刻，第二二四團第三營營長賀某企圖逃跑，被震怒的張自忠就地正法。
在台兒莊戰役中，擔任機動攻擊任務的湯恩伯，為保存實力，一連數日逡巡瞻顧，按兵不動，後來也是在蔣介石和李宗仁的嚴厲訓令之下，才積極行動起來，終於完成了使命。由上可見，如果沒有嚴厲的軍法、軍紀，台兒莊大捷是不可想像的。
上麵已經說過，李宗仁對“雜牌軍”和中央軍都是一視同仁。徐州會戰中參戰部隊大部分都是“雜牌軍”，李宗仁十分同情“雜牌軍”的處境，從不嫌棄他們。他認為，對這些“雜牌軍”，“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視同仁，並曉以國家民族的大義，和軍人的天職”，官兵們還是能夠“激發良知，服從命令，效命疆場”的。所以，他在同龐炳勳等人談話時，無不曉以大義，懇切希望他們以國家民族為重，放棄保存實力的做法。他說：“我們在內戰中攪了二十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敗雖不足恥，勝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願，讓我們這一輩子有一個抗日報國的機會，今後如能為國家民族而戰死沙場，才真正死得其所。”
與此同時，李宗仁還積極爭取蔣介石對“雜牌軍”一視同仁，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解決各部隊的困難，尤其發給槍支彈藥，以解其後顧之憂。當他得知中央軍事當局要將龐炳勳軍團五個團縮編為四個團，便代龐炳勳交涉，請求中央收回成命。結果，蔣介石同意龐炳勳軍團“維持現狀”。後來，李宗仁得知龐炳勳軍團子彈奇缺，槍支陳舊，又馬上為其補充彈藥，更換裝備。許多將領在同李宗仁共事之後，都滿懷感激地說：“帶兵數十年，從沒遇見如此寬宏大度、關心部下的長官！今後願意戰死沙場，以報司令長官的知遇之恩。”
台兒莊戰役中，各“雜牌軍”英勇赴戰，為國效死的表現，使蔣介石都感到驚訝，因而對李宗仁說：“你居然能指揮雜牌部隊！”而李宗仁卻從“雜牌軍”的英勇表現中認識到：“作主帥的人隻要大公無私，量材器使，則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兵。”
另一方麵，李宗仁所指揮的徐州會戰，得到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的有力支持。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在回答記者關於徐州會戰勝利的原因時說：“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遊擊隊，遂使敵第五師團之眾隻能據守同蒲路線，不敢遠離鐵道一步……故台兒莊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可見，正是由於正麵和敵後兩個戰場正規戰與遊擊戰兩種作戰緊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會戰的勝利。其實，在徐州會戰中，中國共產黨直接和間接地給予國民黨正麵戰場以大力的支援。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建議蔣介石，抗戰戰略方針以運動戰為主，其中包括陣地戰，以遊擊戰為輔。３月上旬，周恩來又和葉劍英在漢口會見奉命到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的白崇禧，就第五戰區的對日作戰方針提出建議：在津浦線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張雲逸部配合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遊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於淮河流域，威脅日軍，使之不敢貿然北上支援由華北南下的日軍；同時，在徐州以北必須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這一建議。在此期間，周恩來還派張愛萍以八路軍代表身份，赴徐州會見李宗仁，建議他在濟南以南、徐州以北打一仗。這就是台兒莊戰役。
八路軍以實際行動對徐州會戰進行了配合。從戰爭全局看，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對日軍後方構成相當威脅，牽製了日軍的一部分兵力，這無疑是對台兒莊戰役的戰略配合。陳誠關於“台兒莊之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一語，雖有些貶低李宗仁的味道，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個中實情。
從津浦鐵路線和魯南戰場的具體情況看，八路軍還對台兒莊戰役進行了直接配合。李宗仁在趕赴徐州前線時，曾會晤了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要求他派兵襲擊津浦鐵路線，配合對日作戰。彭德懷慨然應諾，隨後與朱德一起電令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聶榮臻等派出得力部隊，“向津浦線襲擾”，“配合津浦北段作戰”。3月13日，朱德通過葉劍英轉告蔣介石：已“派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率該師所屬一個旅東出津浦線，配合魯南主要戰線作戰。現該部已逾南宮，東進津浦線行動。”該部抵達南宮一帶後，一麵發動群眾，建立起以南宮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一麵頻頻襲擊津浦線北段的日軍，截斷日軍的交通，給日軍以牽製。台兒莊戰役打響後，八路軍其他部隊及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也四處襲擊日軍，積極配合友軍作戰。如魯南人民武裝多次破擊臨棗鐵路和公路，八路軍冀魯邊部隊則破擊津浦線北段，攻克慶雲、樂陵縣城，有力地策應了友軍的作戰。
另外，中共蘇、魯、豫、皖特委也與李宗仁建立了良好的統戰關係，通過第五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協助戰區發動群眾，組織運輸隊、擔架隊、宣傳隊，為前線運送糧草、搶救傷員，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上述情況來看，徐州會戰不僅是正麵戰場國民黨軍隊的勝利，更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的一曲凱歌。
當然，徐州會戰也有力地配合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展開。戰役期間，日軍將兩個精銳師團集中於津浦鐵路線北段，戰役之後，又調集約三十萬兵力合圍徐州地區，使其在華北、華中地區的軍事實力明顯削弱，這就為八路軍、新四軍分別在華北和華中敵後實施戰略展開，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華北、華中敵後遊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在這一時期的迅速發展壯大，與此不無關係。正如毛澤東說過的：“日軍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占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遊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但敵後戰場的開辟及遊擊戰的發展，反過來又牽製了大量日軍，對正麵戰場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整個遊擊戰爭，在敵人後方所起的削弱敵人、鉗製敵人、妨礙敵人運輸的作用和給予全國正規軍和全國人民精神上的鼓勵等等，都在戰略上配合了正規戰爭。”
徐州會戰是中國軍隊的一次勝仗，但也留下了一些遺憾。
在這次會戰中，部分高級指揮官缺乏全局觀念，各兵團之間的戰役協同不密切，導致部隊沒有取得本應獲得的更大戰果。
在徐州會戰中，第五戰區的攻勢防禦，成敗的關鍵是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能否在陣地戰中吸引並抵擋住日軍的進攻，以及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能否在運動戰中及時向日軍側背發起堅強有力的進攻。孫連仲集團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英勇頑強地完成了上級賦予的任務，但湯恩伯軍團未能按規定的時間及時進行側擊。3月22日，湯恩伯依照戰區指示下達了24日拂曉發動進攻的命令，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師遵令行動，與日軍遭遇後逐次撤退到台兒莊抵抗。湯恩伯卻讓自己軍團的關麟征第五十二軍於24日由集結地向郭裏集、鵓鴿窩一線前進，將王仲廉第八十五軍控製在抱犢崮山區。25日，關麟征軍殲滅了郭裏集的日軍一個中隊，第二師驅逐了棗莊外圍日軍一個警戒小隊，此後並沒有繼續向嶧縣和棗莊攻擊日軍；當發現日軍第十聯隊向棗莊轉移時，相反地僅留一個多營的兵力“欺騙敵人”，主力則向東撤退到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