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西域都護班超直到七十多歲高齡，朝廷才允許他退休。接替他的任尚向班超請教對治理西域的經驗，班超忠告他說：“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要他以簡易寬和為主。任尚覺得這是老生常談，就拋之腦後，還對人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後來不過四年，任尚因過於嚴苛急躁，失去與邊疆民族的和睦關係，導致西域各國紛紛叛漢來攻打他，任尚退到班超精心經營的疏勒根據地，靠疏勒人的保護才撿回性命，但西域的土地卻全盤丟失了。可見求大同、存小異，才能真正把握全局。班超經營西域達三十年，得到西域各民族人民的欽佩和擁戴，使漢朝揚威異域直達中亞細亞，因功拜定遠侯，正是依靠這一要領，可見這乃是英雄人物處世的方法。
在中國古代做人術中，“大智若愚”演變為一套內容極其豐富的韜光養晦之術。
樂毅率燕軍踏平齊國，田單又率齊人大破燕軍，功成名就之時，卻都是遭君王猜忌之日。那些見過大風大雨的“過來人”對老子的名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理解格外深刻。因而每當身處一些“特殊關係”的微妙場合，或者在麵臨生命威脅的緊要關頭，韜晦一方無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商紂王荒淫無道、暴虐殘忍，一次作長夜之飲，昏醉不知晝夜，問左右之人，“盡不知也”，又問賢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於是亦裝作昏醉，“辭以醉而不知。”
戰國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廣結天下豪傑，廣納天下賢才，“士以此方數千裏爭往歸之”，擁有足以與魏王抗衡的政治實力，魏王也不得不讓他三分，可是當他公然“竊符救趙”，違背魏王的意誌，解救了正遭受秦兵壓境威脅的趙國，建立巨大功勳之後，卻使魏王難以容忍，“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秦國馬上施以離間之計，促使魏王剝奪了信陵君的實權。魏王擔心信陵君威望猶在，有朝一日會東山再起，仍然視作心腹大患，信陵君為此“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以降低人格的方式減輕魏王的戒懼。
韜晦之術在漢以後的所有做人術中發展最為充分，許多成大事者，在成就之前都有韜晦的曆史，那些看似胸無大誌，實際暗伏殺機的身邊人，無不以弱者的形象做出強者的舉動。
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所謂俊傑，並非專指那些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衝鋒陷陣無堅不摧的英雄，而是應當包括那些看準時局、能屈能伸的聰明者。所有的俊傑，必須具備這樣的素質，即能夠正眼看待現實，不浮躁，不虛妄，敢於直麵人生的悲歡遭際。
聖人、智者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已經領悟到最深刻的卑微，具有無私的品質，並且放棄了一切，甚至是自己的個性。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神聖的，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他奉獻，卻從未想到索取；他努力工作，卻從不為過去感到遺憾、後悔，而且永遠不索求回報。
6.低調是身價的一種高度
李嘉誠說：“保持低調，才能避免樹大招風，才能避免成為別人進攻的靶子。如果你不過分顯示自己，就不會招惹別人的敵意，別人也就無法捕捉你的虛實。”
低調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態看取世間的一切。有此心態，便能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疑，望天上雲卷雲舒。
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低調，什麼時候該退讓，是智者做人處世的良策，是值得我們所有人來借鑒的。人不論做什麼事，應罷手不幹時，就要下定決心結束，低調是體現強者身價的一種高度。月盈則虧，水盈則溢。水與月都是自然界最有道的兩種事物，連它們都不能太滿，何況人。
以退讓開始，以勝利告終，是人情關係學中不可多得的一條錦囊妙計。
春秋後期越國的名臣範蠡，他精通韜略，足智多謀，拜為大夫。勾踐三年，吳王夫差大破越軍，勾踐入吳稱臣。範蠡在吳國作了兩年人質。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為了實施滅吳戰略，實施九術之一的“美人計”，範蠡親自跋山涉水，終於在苧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備的巾幗奇女——西施，在曆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裏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
範蠡追隨越王勾踐二十多年，苦身戮力，卒於滅吳，成就越王霸業，被尊為上將軍。他輔佐勾踐臥薪嚐膽，圖強雪恥。然而範蠡深知勾踐的為人，隻可同患難，不可共安樂，於是在舉國歡慶之時，範蠡急流勇退，攜妻帶子，秘密離開了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