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有一次和汪曾祺先生聊起梨園人的容易知足。我說，老一代名伶大多世代居住在宣武門外那一小塊地方，親戚朋友在那兒，賣柴米油鹽的小店在那兒，甚至連戲園子也集中在那兒，簡直可以說，幾個月不出方圓幾裏，絲毫不成問題。汪先生聽了，點點頭講：“我寫過一篇《胡同文化》，你可以找找，看看。”沒多久，這篇文章還真讓我找到了。汪先生這樣說：
北京人易於滿足，他們對生活的物質要求不高。有窩頭就知足了。大醃蘿卜就不錯。小醬蘿卜，那還有什麼說的。臭豆腐滴幾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蝦米皮熬白菜，嘿！……
這是最純正最地道的寫老北京的散文。您光看還不行，得悠著勁兒去讀，去吟誦。最後的那個“嘿”字兒最有味兒，不知您吟出味兒來沒有？
舊時代的梨園人，可以不問國事，就按照老輩們留下的規矩在胡同中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但大街上的新聞，也還是一點一滴滲透進胡同深處，他們盡管足不出戶，也可以把時代脈搏掌握得“差不多”。百多年來，京城上空變換過多少旗幟，但胡同深處依然故我。大街上走過轔轔戰車、袞袞政客，以及湧現出各式各樣的壯烈場麵，對胡同來說僅是“水過地皮濕”。
北京人是講究走路的。因為老北京城無論大街小巷，多是橫平豎直，所以北京人走路無法取巧，無論選擇什麼路線，到頭兒都是拐硬彎兒，比較起來也還是一樣長短。即使是這樣，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選擇的。走大街，幹淨倒是幹淨，就是亂，攪和得你不得安生。鑽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願意見的人或事兒，多繞一下也就“躲過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總喜歡用城市名稱來命名——比如“南京路”、“廣州路”什麼的。北京的“扁擔胡同”有十一條，“井兒胡同”有十條。既然人們開門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鹽店胡同、醬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兒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經常要接觸金、銀、銅、鐵、錫這五種金屬，於是就又有了金絲胡同、銀絲胡同、銅鐵廠胡同、鐵門胡同和錫拉胡同。走在這類名字的胡同中，人覺得踏實。
北京人走路講究走胡同當中，那心態是自由的，感情是親切的。喜歡在胡同中走路的人，多半不會是高官富紳。盡管如此，北京人卻又謹慎，無論怎麼也不能逾規，不能失去方向感和方位感。前者，是胡同橫平豎直，使你隨時能知道哪兒是南哪兒是北；後者，是北京人都明確知道自己此時此刻的立足之處，是在京城的什麼位置，或者說，立足之處與皇城中軸線的距離與方向。過去，保持這種感覺是一個臣民的本分。在西方，近代奔湧而出的是一種“公民意識”，不論是權貴還是平民，都首先是國家的“公民”。從這一點上說，誰比誰也不差。唯獨中國，不管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首先要明確自己是皇上的“臣民”或“子民”。中國從20世紀初取消帝製之後，對皇權的仰視和敬畏有所淡化，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皈依感卻沒有減退多少。
北京城近半個世紀來發展極快，城區麵積擴大了好幾十倍。原來南城（原宣武、崇文兩區）南部有許多“義地”（埋死人的墳塋），鏟平之後都蓋起了高樓。原有的四個城區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城區”，新的高樓大廈連成一片。這種發展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一個問題：胡同怎麼辦？老的胡同存在於老城區，老城區中每修建一片樓房，就要“鏟除”掉若幹胡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在新樓之間的空隙，見縫插針蓋起了許多新樓。這些在縫隙中產生的不甚規則的新胡同，則往往被稱為“北三條”、“東二條”什麼的。胡同原先的文化功能在這裏已經看不見了，甚至在原來的老胡同中也已淡化。那種自得其樂並自給自足的胡同文化，都已經很單薄脆弱了，相反，原先很少見的以鄰為壑的文化心態反倒強了許多。
胡同中多熟人，也多真實的人和誠懇的人。胡同中很少見以鄰為壑，但大街上就比比皆是。大街上多大衙門大機關，比的是誰的位高權重，有了事兒走公文，見麵得先預約。在胡同則用不著，誰還不知道誰呀，有事兒推門就進，見了麵可以拍著膀子聊。
由此聯想到唐代的“坊市製度”，唐代居民被強製住在“坊”（整齊劃一的方形居民區）中，四周有高牆，晚上坊門一關，就別想自由出入。做買賣也有限製，官府設立了東市西市，什麼時候辦，什麼時候收，都是“官麵兒”說了算。後來宋代突破了坊市製度，才使商業獲得極大發展，才有了《東京夢華錄》上描繪的生動場景。隨後，一個個朝代飛躍流逝，曆史一次次向前奔進。到如今，居民住所間的高牆早已拆除，但心靈上以鄰為壑的態勢，反倒取代了自得其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呢？
汪先生去世已經有年，倘使地下有知，這《胡同文化》似還可加上幾筆。可如今我該如何去告訴他呢？